期货交易法有哪些

Ⅰ 期货市场的法律规范

1.法律。即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颁布的关于期货市场的基本法律。我国《期货交易法》正在起草，已形成该法草案第三稿。《期货交易法》作为期货交易的基本法律，是我国期货市场法律规范体系的核心，应加快立法进程，早日颁行，以实现尽早在此基础上构建完善的期货法规体系。
2.行政法规。即国务院在其职权范围内制定发布的有关国家最高行政管理活动的规范性文件。在目前我国《期货交易法》尚未出台的情况下，行政法规对规范我国期货市场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构成调控期货市场试点工作的主要法律依据。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67号发布，1999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等。
3. 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制定发布的“部门规章”或“部委规章”，也是期货市场法律规范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可以制定和发布规章，其包括两大部分：一是期货监管机关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有关规章，二是其他部、委制定和发布的有关期货市场的规章，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对外经贸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制定和发布的一系列管理办法、通知等。部门规章在效力上低于法律和行政法规。
4.地方性法规。即由各省、自治区或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或批准的规范性文件，如我国第一部关于期货市场的地方性法规《河南省期货市场管理条例（试行）》。
5.地方性政府规章。据我国宪法规定，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可以制定规章，通称“地方性政府规章”，如1994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的《上海市期货市场管理规定》。从效力上看，地方性政府规章在整个期货市场法规体系中是效力最低的部分，不得与法律、行政法规、部委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相冲突。

Ⅱ 产权交易所规定不得将权益按照标准化交易单位持续挂牌交易，什么意思这样的规定有什么作用

日前，国务院发布《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将先前以各类名目设立的交易所，推到了被清理整顿的风口浪尖。今后，“野蛮生长”的各类交易所或许将结束监管真空期，而投资者的权益保护也将进一步加强。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各类交易所面临的诸多法律困惑仍有待解决
交易所乱象丛生
近年来，一些地区为推进权益(如股权、产权等)和商品市场发展，陆续批准设立了一些从事产权交易、文化艺术品交易和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等各种类型的交易场所。由于缺乏规范管理，在交易场所设立和交易活动中违法违规问题日益突出，风险不断暴露，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非经中央政府批准设立的各种交易场所达300多家，交易标的涉及稀贵金属、艺术品、股权、碳排放权，以及农副产品、医药产品等。如今年以来闹得沸沸扬扬的天津文交所，以及噱头十足的华西村商品交易所、中国期酒交易所等等。这些交易所质量参差不齐，存在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
日前，在同济大学法学院、上海市法学会金融法研究会、上海律协期货专业委员会、同济大学上海期货研究院共同举办的“交易所规范发展法律问题研讨会”上，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院长吴弘教授指出了目前国内各类交易所存在的四大“乱象”：
一是交易场所组织者放弃管理，或交易规则设计不合理，或擅自频繁变更规则，运营模式混乱、交易信息不透明，致使投机分子出没，违规炒作、价格操纵等风险事件频发，行情波动剧烈，完全背离规避风险、发现价格的初衷，沦为投机赌博者的舞台，组织者亦牟取暴利，给市场和投资者者带来了严重损失。
二是片面追求交易量，盲目扩大市场规模，通过各种手段吸引投资公众参与。一些未经正规合法注册的交易场所四处诱骗投资者开户交易；一些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平台吸收自然人参加交易，直接埋下社会不稳定的隐患。某交易场所试营业一年内，客户数量已经超过了1万户；某交易所的投资者为达到金卡开户门槛，不惜举债办卡，日开户量曾一度达到300人，平均每天吸收资金1.5亿元。
三是一些交易场所未经批准，违法开展变相证券期货交易活动，将股权、文化艺术品等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和转让，采取集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或采用期货方式交易大宗现货商品。如个别文化艺术品交易所将不能分割的品种，份额化后集中竞价交易。
四是个别交易场所股东直接参与买卖，甚至发生管理人员侵吞客户资金、经营者卷款逃跑等问题，如2008年华夏交易所数亿元保证金被卷款潜逃，遗留问题至今尚未解决。
除此之外，光大证券法律合规部总经理助理、法学博士胡茂刚也指出了目前国内类期货交易所泛滥，带来的一些不规范运作，例如，自营商代理自然人客户入市，交易占比畸高；交易制度权威性不足，修改没有法定程序；客户资金未实现三方存管；保证金较低或者仓单质押融资超过50%等。
各类交易所“野蛮生长”、“乱象丛生”，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在吴弘看来，“既有地方政府受强烈的金融热情驱动，热衷于发展本地交易市场，忽视市场建设规律和政府监管责任的现实；也有相关法制尚不健全，存在监管盲区的问题。”
“当年"原始股"欺诈活动教训应该吸取”，吴弘谈道，“不法分子与非法中介机构就是借助了某些不规范的产权交易场所交易非上市公司股权，被害的投资者数量巨大且具有不确定性，其合法权益遭受了严重的损害：由于受让后没有合法流通渠道，其股东身份也难以获发行公司承认，投资者如同持有废纸一般；一些投资者用自己的血汗钱投入其中，结果钱款被卷走，肥了非法倒卖的中介公司；加上非法交易的行为人往往转移、挥霍部分或全部资金，查处和清退资金的工作也非常困难，以致酿成群体性矛盾，危及社会稳定。”
由此可见，不规范交易场所问题风险性大，社会影响大，如任其发展蔓延下去，极易引发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必须及时清理整顿。
上个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规定，“除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或国务院批准的从事金融产品交易的交易场所外，任何交易场所均不得将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不得采取集中竞价、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不得将权益按照标准化交易单位持续挂牌交易，任何投资者买入后卖出或卖出后买入同一交易品种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5个交易日；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权益持有人累计不得超过200人。”
专家指出，我们应乘着国务院38号文的“东风”，认真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对涉及社会公众参与、采用变相证券期货方式交易的场所坚决整顿。
监管真空期何时结束
各类交易所乱象丛生的根本原因之一，是监管的缺失，因此，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制度至关重要。
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院院长助理刘春彦一针见血地指出，“证券交易所受《证券法》以及证监会制定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调整的，受证监会监管；期货交易所受《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以及由证监会制定《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调整的，受证监会监管。与之相比，文交所等各类交易所是新生的事物，目前处于模糊地带，既无配套的法律法规对其约束，也不受统一的市场监管机构的监管。文交所性质的难以定位，使得对其监管难以找到明确的归口。天津文交所目前发展形势类似于证券化交易市场，但其交易的又是文化类产品，证监会对其监管难以找到有效的法律依据。”
“现在国内各文交所主要是由文化部门监管，或者根本就没有监管部门。某文交所受到质疑后在媒体上声称向监管部门汇报，未见其下文。目前，郑州文交所因涉嫌违法经营文物被文物局核实调查，虽然最终结果未成定论，但对监管法律的缺位敲响了警钟。”刘春彦补充道。
的确，加强有效监管，是交易所规范发展急需跨过的一道门槛。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贝政明分析道，“目前，从交易所自律管理和对违规行为处罚的权力来源来看，证券、期货交易所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其权力来源，一是证券法律、期货条例和交易所管理办法的授权；二是会员大会或股东大会对相关规则表决通过的集体意志；而《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暂行规则》对此付诸阙如，可谓自设权力。与此同时，天津文交还自行免除义务。”
“二十年交易所潮起潮落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政府监管缺位、急功近利、放任资本逐利与投机，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为此，贝政明律师建议，“建立统一的交易所监管机制势在必行。”
自国务院38号文发布以后，对各类交易所的监管，将提上日程。据了解，此前，对于文交所的监管单位，各方一直没有明确的说法，文交所从工商局注册登记后就处于“放任自由”的状态，规则频繁更改、市场大起大落等问题接连不断。但根据国务院《决定》的规定，“凡使用"交易所"字样的交易场所，除经国务院或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批准之外，必须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有业内人士猜测，可能会将判断文交所以及相关的艺术品交易是否合乎规定的权力交给地方政府。
不过，也有专家持不同意见，“地方政府是没有权力批准建立文交所的，文交所进行的艺术品份额化交易实际上就是证券化的交易模式，所谓的文交所操作的是股份，操作的模式和规则应该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模式来进行，成立也必须通过证监委甚至国务院批准。如果有人将文交所的保证金卷走，地方政府是否有赔偿的义务？”
不过，“文交所如果让证监会来进行协调、监督、监管，也是存在问题的，证监会按照国家《证券法》规定，只对公募进行管理，而对于文交所涉及的私募，《证券法》并没有给予证监会管理职能。”业内人士表示。
除了文交所的监管职能需进一步明晰外，贵金属交易所和大宗电子市场也需要清理整顿。业内人士指出，“这场监管风暴其实反映了中国资本市场深层次体制上的问题。这一点在黄金上最明显，即中国分业监管的困惑。按照商品属性，黄金应归商务部，按货币属性则应归属央行，按照类似证券、期货的交易方式又属于证监会管辖范围。或许黄金可以作为混业监管的先例，应该成立一个综合监管部门。”
解决三大法律困惑
交易所要规范发展，一方面，需解决好监管难题，而另一方面，需直面三大法律困惑。刘春彦告诉记者，“一是各类交易所的规制法律体系建立；二是各类交易所的法律性质、组织形式；三是各类交易所的规则法律效力。”
首先，需建立各类交易所的规制法律体系。
刘春彦表示，我国证券交易所的法律规范体系的主体是由2005年10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订颁布的《证券法》和2001年12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修订颁布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构成。自《公司法》和《证券法》修订以来，辅助以中国证监会发布或者联合国务院其他部门发布的各种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基本上形成了覆盖证券市场各个主体、各个环节的规章体系，使证券市场法规体系基本健全。
我国虽未颁布《期货交易法》，但2007年2月7日国务院第168次常务会议通过颁布《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中国证监会作为期货市场的监管机关，为贯彻执行《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制定了与之相配套的《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等规章，从而强化了对期货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的管理模式，明确了中国证监会对期货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管的地位。
“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与各地文交所和艺术品权利份额发行、交易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没有出台专门针对艺术品份额发行、交易的管理办法，各地文交所的筹建和艺术品份额的公开发售和交易活动的法律法规依据不足。许多交易所实际上是一个金融机构或者类金融机构。根据一般金融监管的原则，金融类的交易所或者交易场所一定要通过国家强制的法律监管起来，否则会引起系统性风险，引起社会不稳定。”刘春彦分析道。
其次，各类交易所的法律性质、组织形式待明确。
“我国目前没有对文交所等交易所进行规制的相关法律，现有二十四家交易所根据他们的官网载明信息，都是采用公司制的，这就决定交易所要受到《公司法》的调整。这产生两点问题，第一，我国《公司法》第5条规定，公司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第4条也将股东的资产收益权作为股东的第一项权利加以规定，体现了公司的营利性的特征。天津文化产权交易所等多家交易所在交易规则中规定其为非营利性的机构，其实际经营仍然是以盈利为目的，这就造成了矛盾；第二，我国目前的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的组织形式都是采取的会员制，公司以会员的身份共同组成。根据会员制交易所的组织规则，只有取得会员资格的证券公司或期货公司，才可以参与证券交易所或者期货交易所组织的集中交易，非会员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可参与交易。而文交所没有类似A股券商的中介机构，基于文交所内部的电子交易系统，向文交所上缴一定比例的佣金，投资者可以进行艺术品份额交易买卖，事实上文交所还承担了"交易中介"的角色。由此看来，文交所其实是执行了交易所和券商的双重职能。这样就会造成各方责任不清、信息不透明等一系列的问题。现有的两家证券交易所和四家期货交易所从本质上属于场内交易，其他的交易所不都属于场内交易，场内交易的本质是交易所履行中央对手方职能，交易所也承担履约担保职能。这是其它交易所所不具备的。”刘春彦表示。
第三，如何体现各类交易所的规则法律效力？
据了解，现有的交易所都是公司制的，交易所单方制定的交易规则的法律效力如果存在疑问，交易所是否有权单方更改规则？投资者参与交易是否默认规则的法律效力，这些规则是否通过了有关部门的批准？根据《证券法》第118条的规定，证券交易所依照证券法律、行政法规制定上市规则、交易规则、会员管理规则和其他有关规则，并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13条规定，期货交易所制定或者修改章程、交易规则，应当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而现有的这些文化交易所的交易规则未经有关机构批准，其法律效力存疑。
而此次国务院发布的38号文件，则对交易规则规定非常严厉。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律师、高级合伙人曲峰分析道，“一方面，出台相关规定，控制现货和证券的交易广度，如禁止自行将权益均等化并连续集中竞价，且权益持有人累计不得超过200人。另一方面，清理交易规则。如非经批准的电子交易场所，禁止采取集中竞价、做市商、匿名交易、电子撮合等类期货的标准化合约交易方式，其中还规定同一投资者就一个产品的交易时间间隔不得少于5个交易日。不难看出，监管层试图规避频繁操作和高杠杆风险。”
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
此前，各类交易所由于缺乏相应的监管，以及法律法规的规制，存在巨大的风险。尤其是艺术品证券化之后带来的大幅涨跌，使得一些人在暴富的同时，也让部分在高位买进的投资者遭受巨大损失。
今年1月，画家白庚延的《黄河咆哮》以总价600万元在天津文交所上市，短短两个月后，其账面价值被推高到1亿元以上，但此后价格一路下挫，到了10月中旬，《黄河咆哮》的“股价”已从最高点时的18.7元下挫到2.59元，呈现出极端的价格走势，增加了投资者的风险。
专家指出，文交所发行艺术品份额进行交易，将多余资金疏导到文化产业这个蓄水池里，具有一定的资源配置和融资的功能。艺术品份额化交易增加了艺术品的流动性，同一件艺术品在“上市”以后，可以给出更高的估值，因此艺术品份额化交易具有一定的价值发现功能。但是，目前的文化产权交易所都没有统一稳定的定价机制，艺术品的估值缺乏客观依据，没有客观衡量标准的估值体现决定了其涨跌无度的情势，就像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的艺术品股票一个月暴涨十几倍，更为严重的是，这为市场操纵和投机行为提供了温床，很容易被用来误导和诱惑大众进入陷阱，加大普通投资者的风险。
如今，在交易所整顿风暴的影响下，各地文交所的投资者特别关注自身权益的维护。例如，泰山文交所投资者强调，泰山文化艺术品交易所如果是被直接清理，必须以保证所有投资人不受资金损失为底线，按投资人的买入成本价格回购份额。
而汉唐文交所投资者则表示，汉唐文交所无论整顿或关门，原先投资者与汉唐交易所签订的交易合同都将终止，投资者有权选择退出或者继续和汉唐交易，现在汉唐长时间停牌，给投资者带来很大的资金隐患和不确定性，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维护投资者权益。对此，汉唐文交所相关负责人回应，“无论采取怎样的解决方案，都会尽最大努力保障投资者的权益。”
对于投资者来说，如何更好地维护自身的权益呢？有律师建议，“应该详细研究相关材料后再提出具体的维权方案。不能仅仅根据主体是工商登记过的，就认为其行为合法，设立交易所需要以国务院等批准作为前置程序，故即使主体注册合法，也不影响其交易所本身的违规性。”
此外，要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还需要有相关的法律规定，也就是说获得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这方面仍需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
“艺术品份额化交易的投资者到底有哪些法律权利还不清楚，目前多数的文交所交易规则只规定了知情权和按份享有所有权，而对投资者的其他权利及其如何行使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刘春彦进一步指出，“如《天津文化产权交易所暂行规则》第15条规定，投资人享有对艺术品和份额交易信息的知情权，包括但不限于艺术品的基本情况、发售上市过程中披露的重要信息、交易过程中披露的相关信息；第16条规定，投资人按本规则规定享有份额交易权，购买并持有份额即成为该份额标的物的共有人。与我国的证券投资者相比，对艺术品份额投资者的权益保护缺乏相关的法律规定，对于艺术品退市的交割机制，艺术品份额发行期间投资者享有哪些权利和应如何行使这些权利，都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进行规定。更为重要的是，投资者的投资如果受到侵害是否享有民事诉讼的权利不清。而《证券法》则规定了投资者可以对因虚假陈述、操纵市场和内幕交易受到侵害时享有民事诉讼的权利。”
“清理整顿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规范发展。”刘春彦告诉记者，“当然还有一个深层次问题，就是如何发挥各类交易所市场主体的创新能力与加强国家监管之间的平衡，维护企业经营自由权。”

Ⅲ 我国现有金融法律体系存在哪些问题

仅供参考：
现有金融法律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法律体系的四要素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来看，我国现有金融法律体系均存在问题。
在金融立法上存在着五个方面的问题。
1，行政主导立法现象普遍。一是在法律制度设计之初通过授权性规则和兜底条款为行政权力的行使提供了宽泛的空间，使金融市场规制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不稳定性；二是法律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有明显的部门化倾向。在综合经营的背景下，必然导致同类产品和业务因实施主体不同，而要适用不同规则，进而引发规则适用混乱与监管套利。同时，行政主导立法既造成行政部门公权力无序扩张和制约不足，也给政府带来远超过法律条文明确规定的责任。
2，法律体系不够完备，在横向和纵向均存在不足。从横向看，主要表现为上位法存在空白。一方面，缺少《期货交易法》、《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等基础性法律；另一方面，现有上位法覆盖范围过窄，随着金融新业态不断涌现，这一问题日益突出。从纵向看，一是法律层次不清。《信托法》、《证券法》、《保险法》等都是混合立法，即将交易法和行业法糅合在一部法律内，且偏重行业管理，对交易活动规制相对薄弱。混合立法的益处是相对简单，缺点是将一类金融活动归为一个行业，容易造成监管分工不清和空白等问题，甚至演变成为监管者立法。例如，《信托法》将信托行为规范与信托业规范合一，将信托监管职责赋予中国银监会 ，结果只有银监会批准的信托公司才能从事信托业务，而银行、证券、保险等机构从事的理财业务又是事实上的信托行为，监管机构不得不制订各自的监管办法，造成监管制度不一致。二是配套下位法欠缺。我国现有4家政策性金融机构，运行多年以后相关法律仍未出台。在保险领域只有一部《保险法》，而机动车财产赔偿、保险产品费率厘定、互助保险等重要事项均缺乏配套立法。
3，法律过于宽泛和简单，对执法机构授权过多。以《证券法》为例，在司法实践中，约有3/4的证券案例未引用《证券法》，1/4的证券案例尽管引用《证券法》却只引用其中7条内容，仅占证券法条款的3%。同时由于《证券法》关于虚假陈述、内幕交易的规定偏少，在司法审判环节存在很多障碍。法律适用性不够导致执法环节只能以行政规章代替法律，放大了行政机构自由裁量权。
4，对金融机构过度保护，对投资人和消费者保护不够。现有金融法律基本上都是以保护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行和财产为宗旨，操作中往往以金融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名义否定他人的合法财产权利，以行政处罚代替民事和刑事责任，使金融机构易于推卸责任，将内部风险外部化。维护金融安全应以市场主体权利、义务平衡为前提。对金融机构过度呵护使其缺少足够的外部压力，难以提高内控能力和履行社会责任。
5，法律更新不及时。创新多、变动快、变化大是金融市场运行的基本特点，但我国金融法律修订周期明显偏长，七、八年甚至更长时间修改一次很普遍。而境外修法的频率要高得多。例如2000年以后日本的《保险业法》修订了6次，平均2年一次。我国香港地区《证券及期货条例》自2003年生效以来，十年间已经作了20次修改。
在金融执法上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问题。
1，执法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的程序性规范与标准仍有欠缺。目前规范我国金融监管部门执法权力运行的规则尚不完备，没有调查取证、行政处罚等专门的执法程序性规定，缺少对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类型化的认定标准和归责原则，认定难、执行难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2，以行政处罚代替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由于执法部门与司法机构缺少衔接，监管部门又在一定程度上负有促进行业发展职能，因此执法过程中过多采用行政处罚方式。加上行政处罚尺度弹性较大、透明度低，造成违法成本偏低，执法威慑力大打折扣，一定程度上姑息纵容了违法行为。
3，部分监管执法措施效力存疑。以证监会为例，其已经使用的监管措施共125种，但其中《证券法》明文规定的仅23种。《证券法》外的监管措施设置的合理性、程序正当性、救济保障制度安排的效力等均存在疑问。
在金融司法上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
1，案件筛选机制使大量金融争议无法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在司法实践中，大量金融争议因筛选机制而未能通过司法程序解决。表现为：一是限制受理案件的法院，投资者因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提起的侵权民事诉讼，相关司法解释要求由上市公司所在直辖市、省会市、计划单列市或经济特区中级法院管辖；二是为案件当事人起诉设置额外的先决条件。例如要求人民法院受理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其虚假陈述行为，须经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调查并作出生效处罚决定。三是限定诉讼提起的方式。“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是《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权利救济方式，理论上它能以较低成本实现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效果。但在金融司法实践中几乎得不到适用，实际上已被束之高阁。
2，审判专业性有待加强，争端解决机制单一。金融案件数量的急剧增长和所需专业知识的日益复杂，使法院和法官不得不在迅速审结案件与确保裁判质量之间探求艰难的平衡。同时，金融争议多元化解决机制尚不健全，无法在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有效分流争议，减轻法院压力。
最后，在金融守法上，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我国金融守法方面的最大问题：一是金融商品销售者有法不遵；二是金融商品消费者法律意识淡薄，知识欠缺。由于民众普遍缺乏对投资项目合规性和风险的鉴别能力及维权能力，在相当程度上纵容了产品销售者的过度宣传等违规行为。一旦风险暴露，又只能用“上访”甚至极端手段挽回损失，使金融纠纷转变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同时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投资人只重短期投机而不做长期投资，影响了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如何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
在金融立法上，首先要调整立法理念。为此，一是要保持立法目的稳定性，避免随形势的变化而过于频繁地调整，降低法律及其所调整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削弱法律的权威性；二是要保持法律保护群体的均衡性，法律法规条款设计要以保护权利为准则，避免以政治性的判断影响公正性；三是转变既往立法“宜粗不宜细”的理念，实现立法技术精细化，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
其次，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以调整立法程序，改进立法流程，提高立法、修法透明度为抓手，提高立法科学性、民主性。一是在提供必要立法资源和提高专业性的基础上，更充分地发挥全国人大财经委和国务院法制办的作用，统筹推进金融基础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制定修改工作。二是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三是健全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四是健全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广泛凝聚社会共识。五是加强统筹规划，完善金融立法、修法需求汇集机制，制订拟出台重要金融法律、法规的时间表。六是建立健全立法质量与效果后评价制度，通过立法评估、执法评估等方式，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时修改完善。
第三缩短立法周期，提高立法、修法效率。一是根据经济和金融领域需要，适度提高金融法律的修法频率，更多运用“法律修正案”的立法方式，缩短时间间隔，适应形势的快速变化。二是扩大重要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征求范围。
在金融执法上，一是健全执法检查制度，推进执法主体、职能、权限、程序、责任规范化。制定调查取证实施办法，细化调查取证、询问当事人、查阅复制资料、封存文件资料等执法行为的实施程序；二是确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明确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的法定情形和适用标准，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三是深化以权力制衡为核心的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查审分离制度，探索建立依法行政评估制度，明确评价方法和标准。
在金融司法上，首先，增强规则条文的司法性可操作性。为此，一是通过法律修订，逐步增加可供司法判决引用的条款，提高金融法律的司法裁判性。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司法解释，详细定义有关犯罪行为(如什么是非法集资、市场操纵、跨市场操纵).
其次，提高司法效率，维护金融秩序。对于金融市场强势一方的侵权行为，要发挥司法维护金融秩序作用，赋予投资人可行的司法诉讼渠道，使之能通过司法途径有效维护自身利益；同时，应加强融资方责任配置，逐步加大对证券犯罪的打击力度，发挥刑罚威慑作用。为此，一是要配合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充实司法资源，改革司法机构内部管理体制，提高司法有效化解和解决金融领域争端的能力。二是要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的要求，以证券民事诉讼为突破口，取消不必要的前置程序，探索法院直接受理的有效模式。逐步减少和取消事实上存在的金融领域纠纷案件筛选机制。三是以推进金融仲裁为重点，建立诉讼之外金融争议的多元化解决机制。
在金融守法上，提升全社会的守法意识，要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加以推进。一是要加强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在金融机构柜台、中小学、社区等通过投放宣传册、举办专题宣传活动等方式，提升居民对金融商品和金融风险的认识；二是要进一步强化金融业行业协会和各种专业性商会的自律机制，在行业内建立起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的行为规范，并及时通报相关信息；三是要加大对金融案件审判过程和结果的透明度，强化警示和震慑作用；四是要进一步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特别要建立金融纠纷相关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机制。
近期需要调整的重点领域
首先，调整金融监管体系的法律基础。目前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集中表现在监管机构协调性差，金融监管权力和职责分配不明确，特别是以机构的类型确定监管的对象的金融监管模式已不适应金融发展的需要。同时在监管主体涉及多个政府权力机构时，容易出现“有利争着管，无利没人管”的局面，形成监管机构的互相推诿、监管竞争与监管真空、同一机构多个监管标准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金融监管成本，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效率。上述问题的核心在于，各个监管机构分而治之的监管模式与金融市场的统一性之间出现了矛盾。对此，需要结合国内外经验教训，加快对现有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调整。即便在不对监管组织架构进行重大调整的情况下，把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业务相结合的制度、政策措施纳入法律轨道仍是当务之急。
其次，调整信托相关法律关系。由于信托制度不健全，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发展并不顺利，理财市场则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在下一步改革过程中，一是要研究修订和完善作为上位法的《信托法》，明确信托的定义和范畴，细化对信托活动的规范，强化重要事项的监管要求并具体规定操作规程；二是努力通过各类相关下位法律法规的整合(包括资产证券化相关法规和理财产品相关法规)、统一监管目标，协调监管标准，规范监管机构的行为。
第三，建立金融衍生品市场法律框架。近年来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迅速，但金融立法远没有跟上。一是立法层次低，除《证券法》和行政法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外，其余都是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二是行政规章多由各监管部门单独制定，不仅分散凌乱影响执法效率，在执行过程中也容易导致部门之间的冲突；三是法律责任欠缺。《金融机构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仅有三条罚则，威慑力有限，金融机构违规成本很低、惩罚力度不够；四是《证券法》对场外衍生产品的具体管理并没有实质性的条款规定，未能形成系统的场外市场监管法律规范体系，与其他法律制度如《破产法》、《物权法》、《担保法》等也不相容。为此要尽快制定《期货法》，明确期货交易涉及的基本民事法律关系。以修订《证券法》为契机，扩大“证券”及“衍生品”的范畴，将公募、私募的股票、债券及其他有证券属性的金融产品、业务、服务创新均纳入证券法调整范围，确立场外市场的定位与监管框架。
第四，构建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现有法律法规中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的内容几乎都是原则性的概括，操作性很弱。相关制度中普遍存在责任不明确、监管法规之间缺乏配套和衔接、违法违规惩处多为罚款而很少追究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等问题。在执法授权方面，既存在对行政监管机构授权过度问题，也存在授权不足问题，例如证监会在对上市公司进行调查时，往往会遇到阻力。为此，建议国务院法制办牵头制定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行政法规，未来应根据实施效果，适时上升为人大立法。
第五，完善金融安全网。尽快出台《存款保险条例》，明确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基本功能和组织模式。尽快出台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制度，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体系，规范市场退出程序。
第六，规范非正规金融活动。制定《非存款放贷人条例》，将包括P2P等网络信贷平台在内的非金融机构放款人、民间借贷纳入放贷主体范畴，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多层次、多元化信贷市场体系，发挥民间借贷对正规金融的补充作用，合理引导民间融资活动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