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元朝海外贸易的基本状况
贸易，是海外活动最根本而真实的力量。
元代的海外贸易活动，有活跃滋长的力量，也有衰退的迹象。这些现象可见于官方记录，可见于民间着作，也可见于元代遗留下来的史迹、文物与文献。而这些海外活动的成果为明初郑和等海外活动所承继。
壹.官方资料
元代官方记录，保存了进出港口的的国际贸易状况，反映于海上活动的妈祖信仰，以及前所未有的海禁。
1. 港口与贸易
元代的国际贸易的港口共有八处，皆设置于元初世祖至元年间，各处均有专职官员主持，分别为：
泉州，元世祖至元14年(1277)立，特设一人专职主之。
庆元、上海、澉浦，元世祖至元14年立，令福建安抚使督之。
广东，至元20年(1283)置。
杭州，至元21年(1284)置。
温州，至元年间置。
雷州，至元30年(1293)置。
其中泉州为元代中国第一大港，也是世界第一大港，船舶众多，货物堆积如山。从事海外贸易者甚多，且颇见资本雄厚之巨商大贾，泉州的蒲寿庚家族经营海外贸易而致于富贵。蒲寿庚婿佛莲一家便有海舶八十艘。崇明人朱清、嘉定人张瑄，二人所经营海外贸易，“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辍耕录》卷五）
朝廷命官主持海外贸易，“每岁召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发舶回帆，必着其所到之地，验其所易之物，给以公文，为之期日……”。（《元史?食货志》）
2. 海神妈祖的崇高地位
妈祖本为五代北宋间福建湄州岛林氏女，生而能知人福祸，助人无数，尤多助人于海上，殁而为海神。两宋间，闽人膜拜，信徒迅速增加，成为官方认同之重要神祗，赵宋朝廷先后制封十四次，地位之崇，绝无仅有。
元代，民间崇拜持续，妈祖信仰向北传播，新增的妈祖庙，除了福建、浙江、江苏、广东，括及山东、河北。元代政府敕封妈祖，前后有七次，神格由宋代所封之“妃”升格为“天妃”。
第一次：至元15年(1278)，制封“护国明着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
第二次：至元18年(1281)，制封“护国明着天妃”。
第三次：至元25年(1288)，诏加封南海明着天妃为“广佑明着天妃”。
第四次：大德3年(1299)，加封泉州海神曰“护国庇民明着天妃”。
第五次：延佑1年(1314)，加“广济福惠明着天妃”。
第六次：天历2年(1329)，加封为“护国庇民广济福惠明着天妃”。
第七次：至正14年(1354)，号海神为“辅国护圣庇民广济福惠明着天妃”。
元代祭祀天妃，列入国家礼典。“皇庆(1312-1313)以来，岁遣使赍香遍祭”《元史?祭祀志》每年官方海运之前，需先祀祭天妃。而其他诸神未得重视或认定，“祈风雨不得支破官钱”（《元典章》）。宋代官商膜拜祈风的泉州九日山通远王，入元而式微消沉。元代妈祖信仰一枝独秀，神格崇高，乃彼时海外航运活跃的反映。
3.朝廷垄断贸易与禁止商舶入海之令
朝廷对于巨贾大商，常借故夺其财利。蒲氏婿佛莲，身殁无后，官府没其家赀。朱清、张瑄被视为“聚敛之臣”，为官捕杀，封籍家赀，拘收军器海舶，流放子孙于远方。规定“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入蕃为贾”，“蒲寿庚请下诏招海外诸蕃，不允”，“唆都请招三佛齐等八国，不从”。
又有“官自发船贸易”，以及官府提供资本交由商人经营的“官本船”贸易。元代官府显然防禁私人垄断贸易，与民争利，趋向中央集权。另一方面，海外贸易衍生许多问题，令官府无法掌控，加上海防的顾虑，因而产生海外政策制度的钜变，下令禁止海外贸易，先后颁布四次海禁令。
第一次：元世祖至元29年(1292)禁商泛海，至元31年(1294)弛禁，前后实行三年。
第二次：大德7年(1303)禁商下海，至大1年(1308)复立市舶司，前后六年。
第三次：至大4年(1311)罢市舶司，延佑1年(1314)开禁，前后四年。解禁后，“仍禁人下番，官自发船贸易”。
第四次：延佑7年(1320)罢市舶，至治2年(1322)复置市舶司，前后海禁三年。解禁后，海外贸易有所限制。
元之海禁为前代所未有。出现在元开国后四十馀年，三十年间四禁四开，禁海之期短者三年，长者六年，为时不长；三次海禁间隔，短者三年长者九年，为时也不长。四次都属暂时性，却是连续性，而且一次比一次强烈，解禁之后都有相当限制。这一系列海禁，因为贸易之利与治安之虑而产生，出现于元代中期，乃典型之元代特色，中国的海外政策产生了本质性的改变，对明清时期影响极大。
贰、民间航海人员的着述
元代民间远航海外，以泉州为最盛，广州次之。广州港的航海活动见于《大德南海志》，为元初之作，泉州港的海外活动记录见于《岛夷志略》，为元末之作。
《大德南海志》，陈大震等纂，成书于元大德8年(1304)，乃所知最早之广州方志。是书版本多种，而多阙漏，相互校订，知原书应有二十卷，其卷七〈船货〉与其附录〈诸蕃国附〉，乃元初广州海外贸易之记录。所着录当时广州贸易海外之国，一百四十二国。分别列各国为东洋、西洋。东西洋之划分，始见元代，而元初其他着作只见西洋一词，唯《大德南海志》并述东洋、西洋，并且细分为小东洋、大东洋，小西洋、大西洋。大 抵以巽他海峡为东、西洋之分界；加里曼丹岛北部至菲律宾为小东洋，其南诸地为大东洋；马来半岛、苏门答腊一带为小西洋；印度洋为大西洋。各版本多述及海外诸国多止于东南亚诸地，唯《永乐大典》所载海外诸国，远及白达、层拔、弼琶罗、勿斯离、默茄诸国。其地括及阿拉伯半岛（白达、默茄），北非（勿斯离），东非（弼琶罗、层拔）。这些国名，可见于唐、宋典籍，有其可信之理，但《大德南海志》仅录地名，于风 土民情贸易无只字片语记述，则此等地区是否广州贸易所及，仍有待于稽考。
《岛夷志略》，汪大渊撰，成书于元顺帝至正9年(1349)，晚于《大德南海志》四十馀年。汪氏两度航海(1330年，1337年)，浮海八年，记述天下第一大港泉州远航所至各国，以九十九国为条目，逐一介绍游历所至各国，各条目之中又提到其他若干国家或地区百馀处，包括小东洋、大东洋、小西洋、大西洋，始自澎湖（彭湖）、台湾、琉球一带（琉球），菲律宾（三岛、麻逸、苏禄），以至印度洋之印度（天竺）、锡兰（僧伽剌）、马尔他夫（北溜）、阿拉伯半岛（天堂），皆亲游之地。汪氏具体叙述亲身游历各地位置、风土、民俗、物产、贸易，其所至地域之多，所记内容之丰富、详细与切实为前代未有，为明代载记所不及，直到清代西洋教士传入世界新知，始有突破。郑和下西洋规模浩大，郑和随员三人所着之书，内容却不及于《岛夷志略》。马欢《瀛涯胜览》颇受《岛夷志略》影响，费信《星槎胜览》更大量抄袭《岛夷志略》。元初《大德南海志》与元末《岛夷志略》所载广州、泉州海外交通盛况，乃郑和下西洋之基础。
参、文物、史迹与中外文献
从元代遗留地下出土文物，各地史迹，以及中外文献，可以看出元代海外交通的活跃与转变。兹各举一例述之。
元代出口商品以陶瓷为主，这项事实从各地港口出土元代陶瓷，可见一斑。元代瓷器大量出土于日本、韩国、东南亚、锡兰、印度、阿拉伯，乃一般所知。琉球出土大量高品质的元代青花，澎湖出土大量元代陶瓷，印度古里出土元代青花，埃及出土元代青花，肯亚、坦桑尼亚、马达加西加出土元代瓷器，这些考古发现之多，与其意义之大，致使元代海外交通史一再修正与补充。这些出土文物是繁荣的元代海外贸易的具体物证。 福建泉州有清净寺，主要提供阿拉伯人宗教礼拜之需。此寺建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2年(1009)，在元代有两次整修，至大3年(1310)与至正10年(1350)。其后在明代中期（十六世纪初）将石砌寺塔改为简易的木塔，十七世纪初（万历37年，1609）增建一间小礼拜堂。在元代，客居泉州穆斯林礼拜的清真寺，四十年间两次重修，而后未见重大整修，显示元代中阿海上交通的繁荣，也显示元末顺帝以后海上交通的没落。
外国旅行家的见闻是旁观者可供参考的。意大利的马可勃罗，在中国居住多年之后，自泉州启航返其祖国，谓泉州为世界最大港口之一，目睹泉州港有海舶甚众，印度、波斯等国商人运载香料、胡椒来此贸易。北非摩洛哥的伊本巴图塔从非洲一路航行到中国，看遍非洲、阿拉伯、印度、中国各地重要港口，谓泉州港为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港内有大船百艘，小船无数，城区甚大，城内织造绸锦、瓷器。谓瓷器产地， 除了泉州，也产于广州，泉州瓷器街市最大，品质绝佳，销到印度、也门、摩洛哥等地。伊本巴图塔在印度古里(Culicut)等候中国船前往中国，谓中国海域只能行驶中国船，古里港内有十三艘中国船，中国船之大者，挂十帆，船内分成许多船舱，能载千人。
福建泉州晋江市陈埭镇丁氏族谱显示整个元代海外活动的盛衰。丁氏一世祖是阿拉伯人，大约生活于元初，经商于苏州，卜居于泉州城南文山里，其地为泉州城内商业活跃的繁荣地段。到了第三代，丁硕德，生于元大德2年(1298)，殁于明洪武12年(1379)，生活于元末，举家迁徙至晋江陈埭。丁氏第三代仍然经商，但时局动汤，兵乱不断。泉州十年战乱，始于顺帝至正17年(1357)，漫延到至正26年(1366)，接着元将讨伐叛军，大举杀戮西域人，阿拉伯商人纷纷逃亡海外，或避居他乡。这场动乱，迫使丁家从繁荣的泉州商业区迁徙到偏远的滨海农村陈埭，弃商贾而务农。陈埭丁氏族谱显示，元代海外贸易曾经十分繁荣，到了元末，一蹶不振。元代承续宋代，海外贸易繁荣，设置八处对外贸易的港口，有一套合理而有效的海关制度。中国船出入东南亚，并航行到印度，阿拉伯半岛，经常往来的国家或地区有百国，所知其他国度也有百国。并细分海外地区为小东洋、大东洋、小西洋、大西洋。此般活跃与繁荣为前代所未有。在另一方面，政府与民争利，海上活动问题也渐渐增多，朝廷难以掌控，以致于四次下令海禁。元末泉州长期兵乱，海外活动一蹶不振。明初郑和下西洋的行为并非突然冒出，郑和下西洋的能力承继自元人蓬勃的海外活动，同样，元代难以掌控的航海问题，也反映在明初的海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