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实现程序正义

⑴ 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

从上述有关程序正义起源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程序正义是通过法律程序本身而不是其所要产生的结果得到实现的价值目标。但英美学者有关程序正义的理论以及英美人长期以来形成的程序正义观念似乎把程序正义强调得过于绝对化了，因为程序正义被视为一种可以完全决定裁判结果的绝对因素：只要遵循了公平、合理的程序，法院的裁判结果就被视为是正当的，不论这种裁判是否建立在正确、可靠的案件事实基础上。这在极为注重程序公正、对从公正程序中产生的结果普遍愿意接受的英美人看来，可能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但这种观点难以被生活在英美法系国家以外的人所接受。程序本位主义理论将在其他领域中可能行得通的“纯粹的程序正义”推广到法律实施活动中来，将程序与程序所要产生的结果视为不可分离的一体，这固然把法律程序正确地视为一种具有独立价值的实体，而不是可有可无的形式，却又忽略了人们设计法律程序的本来目的：保证实体结果符合正义的要求。事实上，法庭即使完全按照公正合理的程序进行审判，有时难免也会作出错误的裁判，正因为如此，各国才普遍设立刑事救济程序，以确保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所作的判决进行及时的审查，对确有错误的结论予以纠正。有时上级法院作出撤销下级法院判决的裁判，并不是因为后者审判的程序不公正，而是它通过公正的程序作出了不公正的裁判。尽管如此，程序本位主义理论仍然作出了极为重要的理论贡献，英美法中有关程序正义的观念仍是人类法律文化中的宝贵财富，因为它们将法律程序本身的正当性、合理性视为与实体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具有同等意义的价值目标，强调法律实施过程要符合正义的基本要求，从而在原来的所谓实体正义或实质正义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程序正义的理念，提醒人们在重视裁判结果公正的同时，还要确保法律实施过程的公正性。尤其是在“重实体，轻程序”乃至“程序虚无主义”观念极为盛行的中国，引进和推广程序正义的观念，强调法律程序的独立内在价值和意义，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23〕
那么，程序正义在刑事审判过程究竟有哪些要求呢？事实上，要提出一种普遍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最高的、绝对的程序正义要求是不可能的，因为生活在不同社会里的人们受到不同法律文化传统的影响，很难对一次法庭审判的公正性作出完全相同的评价。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人类的共同心理需求，提出一种可适用于所有现代文明社会的最低限度程序正义要求。
这种要求之所以是最低的，是因为它是为克服一些人们普遍认为是不公正、不合理的情况而存在的，它只是确保程序正义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一次刑事审判活动的过程即使符合了程序正义的这些要求，也不可能完全防止不公正或者非正义现象的发生。但如果刑事审判过程不符合这些要求中的任何一个，都必然会导致程序的不公正或不合理。正因为这些要求是最低的，它们才可以被人们普遍地接受和采纳。根据笔者的观点，刑事审判所要实现的最低限度程序正义要求主要有以下六项： 刑事审判活动为什么要实现上述程序正义的六项要求？换句话说，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实现程序正义究竟有什么意义？对于这一问题，人们长期以来坚持了程序工具主义的立场，认为保证审判程序的公正性、合理性，确保被告人等的诉讼权利得到维护，可以使裁判者从不同甚至相反的角度认识案件事实真相，从而实现公平的定罪和量刑。还有人认为，保证刑事审判程序的公正性，可以准确、及时地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的良好秩序。总而言之，根据这种观点，刑事审判程序对于实现所谓刑罚权而言不过是一种工具和手段，这种程序越公正，越合理，它就越具有产生公正裁判结果的能力；保障当事人各方充分而富有意义地参与裁判结果的制作过程，只是为了更加准确地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事实上，刑事审判程序具有一种基本的工具性价值，刑事审判程序公正性程序的提高——即刑事审判实现程序正义能力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会有助于公正裁判结果的产生。但是，笔者在此所要强调的并不是程序正义的工具意义。公正的审判程序无论是否有助于公正裁判结果的形成，它都具有一种独立的意义：使那些受裁判结局直接影响的人与代表国家进行追诉和裁判的司法官员一起，拥有平等的诉讼主体地位，能够平等地进行理性的辩论、说服和交涉，并对裁判结果发挥积极的影响和作用，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官方对自己命运的判定，消极地听从国家权力机构对自己权益的处置，由此使其作为人的尊严得到承认和尊重。那么，公正的审判过程究竟是如何实现上述意义的呢？ 首先，公正的程序通过确保诉讼各方对裁判制作过程的参与以及对裁判结果的积极影响，使他们的人格尊严和自主意志得到保障。美国学者萨默斯曾指出，参与（participation）意味着公民能够自主地主宰自己的命运，“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大部分公民宁愿自行管理自己的事务，也不愿意别人主宰自己的命运，哪怕别人做的要比自己更好。参与性统治的反面是奴隶制、政治服从或者军事管制。”〔24〕在刑事审判过程中，有关各方对裁判过程参与得越充分，越有效，他们对法庭裁判结果的影响就越大。尤其对于那些其权益正处于待判定状态的被告人而言，通过与其他各方以及裁判者之间进行理性的对话和辩论，事实上成为裁判者在制作裁判方面的协商者、对话者和被说服者。被告人尽管不能象法官那样直接制作裁判，但他可通过影响裁判的结果，使自己拥有一定的决定自己前途和命运的能力。这就使被告人的人格尊严和自主意志得到承认和尊重：他不是一个其命运受法庭任意摆弄和处置的客体，也不是被法庭用来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的工具和牺牲品，而是一个独立的权利主体。
其次，公正的程序通过使参与者各方受到平等的对待，来确保其人格尊严和主体地位得到尊重。一般而言，要求受到平等的对待，源于“人类希望受到尊重的愿望”，“当那些认为自己同他人平等的人在法律上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时，他们就会产生一种卑微感，亦即一种他们的人格与共同的人性受到侵损的感觉。”而“促使法律制度朝平等方向发展的力量乃是人类不愿受他人统治的欲望。〔25〕”在刑事审判过程中，裁判者对控辩双方的平等对待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被告人所面对的不是与他拥有同样身份的原告，而主要是作为国家利益代表的检察官，这种平等对待意味着被告人与国家追诉机关在参与裁判制作过程方面拥有平等的机会、能力和程序保障，被告人的诉讼请求和实体权益与检察官受到平等的尊重和关注：没有正当的理由，国家不会追究其刑事责任，也不会剥夺其自由、财产以及生命等权益，尽管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因为业已发生的犯罪而受到损害或者威胁。这有助于被告人产生受到公正对待的感觉，产生其权益和人格尊严受到尊重的印象。
第三，公正的审判过程可以使各方参与者成为理性的、负责任的主体。一种合乎理性的刑事审判过程能够使那些受裁判结果直接影响的人获知并了解裁判者据以定案的根据、判决的内容以及审判形成裁判结果的途径和方式，并且借此向他们证明：他们的参与是富有意义的，他们所提出的证据、事实和主张是得到法庭充分合理地考虑和采纳的。这些都显示出裁判者对被告人、被害人等所应得的权益的关注和尊重，因为裁判者作出对他们有利或不利的决定并不是轻率的，而是经过慎重的分析、论证以后所得出的结论，并且向他们直接作出了论证和说服，尽量使其确信裁判结果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第四，公正的程序通过确保裁判结论直接在刑事审判过程中产生，保证程序参与者人格尊严受到尊重。程序自治的实现意味着程序相对于实体的独立自主性以及程序对实体结果的决定作用，意味着程序参与者对裁判制作过程的参与具有实际的意义和效果，而不是仅仅流于形式或者“过场”。这对于被告人、被害人而言，是其可通过诉讼手段自行保障实体权益的标志；对于辩护人而言，是其为被告人所作的辩护得到有效保障的标志。除非刑事审判过程对于裁判结论的产生具有实际的决定作用，除非刑事审判在其开始之前具有相应的不确定性，否则裁判结论就不能从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辩论中直接形成。控辩双方的参与也就不具有任何意义。对于这一点，如果我们能从“公正的刑事审判过程本身就是对程序参与者权利的保障以及对国家权力的限制”这一点上来认识，就比较好理解了。事实上，刑事审判过程一旦不具有自治性，裁判结果一旦不是从审判过程中产生，那么被告人、被害人的主体地位也就无法得到尊重，其权益乃至命运也就无法由自己来掌握。
最后，公正的审判程序通过及时地形成裁判结果并使刑事审判过程得到及时的终结，使程序参与者各方的利益受到关注，其人的尊严和权利主体地位得到尊重。由于刑事审判的及时终结，被告人、被害人等可避免因审判的过于迟缓或者急速以及审判程序的反复任意开启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防止其权益长期处于待判定或者随时出现危险的不稳定状态。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对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实现程序正义的独立内在意义作一总结：它旨在表达一种最基本的思想：一个人在国家裁判机构作出对其利益有利或者不利的裁判时，应当至少能够处于一种可与裁判者就如何对待他的问题进行理性地协商的地位，即强调尊重程序参与者作为自主、负责和理性主体的地位，要求裁判机构与他一起参与裁判结果的形成过程，向他论证裁判结果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从而使他成为裁判制作过程中的协商者、对话者、辩论者和被说服者，其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得到充分的尊重。〔26〕
当然，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实现程序正义还具有一种附带的间接意义：它有助于被告人、被害人、辩护人等从心理上真诚接受和承认法院所作裁判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即使裁判结果对其不利；有助于社会公众对法院、审判程序乃至国家法律制度的权威性产生普遍的信服和尊重，即使裁判结局与他们本人的利益无关。因为程序正义的上述要求不仅确保正义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得到切实的实现，而且是以“人们能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的。被告人、被害人的利益被置于与国家和社会利益同等重要的地位之上，受到裁判者的充分关注，因而会产生一种受公正对待的感觉，社会公众也会对判决结果连同其据以形成的合理根据一起表示认可和满意。这样，不论被告人最终被定罪判刑，还是被无罪释放，人们都会确信这种结果不是裁判机构任意或者随意作出的，而是经过了充分、合理的论证和讨论，也听取了被告人本人的辩解，因而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由此使裁判结果的形成建立在正当的法律实施过程基础之上。这有助于社会形成一种尊重法律程序和法律制度的良好法治秩序，使法律制度的实施具有较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27〕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律学系） 〔1〕修改前的中国刑事诉讼法第138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正确判决的时候，应当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可见，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91条的规定从注重、公正的处理结果”走向了关注“公正的程序”。
〔2〕“公正的程序”（Fair procere）是“程序正义”（proceral justice）得到实现的另一种说法。
〔3〕对于这一点，M．D．贝利斯教授在其《程序正义》一书中作出过详细的分析。参见M．D．Bayles，“Proceral Justice”，1990by D．D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4〕〔5〕参见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0-83页。
〔6〕See D．J．Galligan，Procere，1992 by Dartmouth Publishing C．Ltd。
〔7〕M．D．Bayles，Supra nate 〔3〕
〔8〕R．Saphire，“Specifying Due Process Values：Towards a More Responsive Approach to Proceral Protection”，（1978）127 Univ．Pennsyvanis L．R．111。
〔9〕J．Mashaw，“Dignitary Process：A Political Psychology of Liberal Democratic Citizenship”（1987）39 Univ Florida L．R．433。
〔10〕J．Mashaw，Bureaucratic Justice：Managing Social Security Disablity Claims （New Haven，Conn．1983）.
〔11〕E．Pincoffs，“Due Process，fraternity，and a Kantian Injunction”，in J．Pennock and J．Chapman （eds），Due Process，Nomos 18（New york Univ Press，1977）.
〔12〕关于程序本位主义理论，详见陈瑞华：“程序价值理论的四个模式”，载《中外法学》1996年第2期。
〔13〕在英语中，“Process”一词既有“程序”的意思，又有“过程”的含义。
〔14〕See R．A．Duff，Trial and Punishment，1986 by Combridge Univ ．Press。
〔15〕See J．R．Lucas，On Justice 1980 by oxford Univ．Press，Pp．1—19。
〔16〕转引自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37页。
〔17〕“自然正义”的这两项要求在美国学者戈尔丁的《法律哲学》一书中又被扩展为九项具体内容。参见戈尔丁：《法律哲学》，三联书店1987年版。
〔18〕 Christopher Osakwe，“The Bill of Rights For the Criminal Defendent in American Law”， in Human Rights in Criminal Procere， P．260，1982 by N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布莱克法律辞典》英文第五版，“正当法律程序”条。
〔20〕See Christopher Osakwe， supra note〔18〕。
〔21〕〔22〕参见（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23〕在中国，程序工具主义的观念极为盛行，有关程序自身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观念至今仍较为薄弱。
〔24〕See R．S．Summers，“Evaluating and Improving Legal Process——A Plea For ‘Process Values’” in Cornell Law Review， Vol 60， November 1974， No．1，PP．25－26。
〔25〕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99页。
〔26〕See R．A．Duff ，supra note〔14〕.
〔27〕See J．R．Lucas， Supra note〔15〕.

⑵ 如何实现行政法中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

实体正义是案件在事实上作出的判决是正确的，维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打击了加害者的不法行为。而程序正义者是通过程序的合法、正当，维护双方当事人的程序权利。

实体正义更加注重结果评价，在某种意义上更多的是在诠释一种应然的价值利益；程序正义则主要关注过程评价，主要体现司法程序的正当性与合规性。司法裁判的过程，其实是主体试图使用有限的证据还原已经逝去了的“历史事件”的全貌，无论从“人不可能踏进同一条河流”的哲学角度，还是从时间流逝不可逆的物理学角度，我们都无法全面、真实地确定所有的案件事实。对于事后的观察者而言，可能相对合理的选择，或者说现实中可以实现的正义与公平，是通过建立一套公开、规范的程序，利用有限的证据链，去排除事件发生、演化逻辑中的合理怀疑，从而最大程度地接近实体正义。

⑶ 增强程序正义观念需注意哪些方面

刑事审判所要实现的最低限度程序正义要求主要有以下六项：

参与性
这一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又可称为“获得法庭审判机会”的原则，其核心思想是，那些其权益可能会受到刑事裁判或者刑事审判结局直接影响的主体应有充分的机会并富有意义地参与法庭裁判的制作过程，从而对法庭裁判结果的形成发挥有效的影响和作用。一些学者进行的实证研究显示，一个人在对自己的利益有着有利或不利影响的裁判或者决定制作过程中，如果不能向有权作出裁决的人或机构提出自己的意见、主张，不能与其他各方及裁判者展开有意义的论证、说服和交涉，就会产生强烈的不公正感，这种感觉源于其权益受到裁判者的忽视、其道德主体地位遭到裁判者的否定这样一种现实。因此，为确保被告人、被害人等受到公正的对待，法庭至少应保证他们在裁判制作过程中始终在场，保证他们有向法庭提出有利于自己的证据、主张并对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和意见进行质证和反驳的机会、能力和具体的程序保障，并且将其裁判结论直接建立在根据这些证据、主张、辩论等所作出的理性推论的基础上，从而使各方的参与产生实际的参与效果。不仅如此，法庭还应当保证各方有充分提出本方证据、事实和主张的机会，而不对其参与进行不必要的限制；同时，被告人、被害人等在法庭审判过程中还应受到基本的人道待遇，其人格尊严和自主意志得到尊重。只有这样，刑事审判过程才能符合程序参与性的基本要求。

中立性
程序正义的这一要求有以下含义：裁判者应当在那些其利益处于冲突状态的参与者各方之间保持一种超然和不偏不倚的态度和地位，而不得对任何一方存有偏见和歧视、甚至是打压。这一要求的意义在于确保各方参与者受到裁判者平等的对待。裁判者的中立性是一种通过排除各种不公正、不合理情况而保证程序正义目标实现的公正要求，它有三项具体内容：（1）与案件有牵连的人不得担任该案的裁判者；（2）法官不得与案件结果或者各方当事人有任何利益上或其他方面的关系；（3）裁判者不应存有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的预断或偏见。

对等性
根据程序正义的这一要求，裁判者在整个刑事审判过程中应给予各方参与者以平等参与的机会，对各方的证据、主张、意见予以同等的对待，对各方的利益予以同等的尊重和关注。与裁判者的中立性一样，程序对等原则也旨在确保各方参与者受到平等的对等，进而实现程序正义。但这里的平等对待是指裁判者在审判过程中平衡控辩双方地位的综合要求，因而又可称为“动态的平等对待”。为实现程序对等，控辩双方应在参与审判过程和影响裁判结论的制作方面拥有平等的机会、便利和手段；裁判者应对各方的证据和意见予以平等的关注，并在制作裁判时将各方提出的有效观点平等地考虑在内。同时，程序对等原则要求控辩双方不仅拥有形式上的平等参与机会，而且还应在实质上具有平等的参与能力和参与效果。因此裁判者应确保参与能力较弱的一方拥有一些必要的“特权”，以纠正各方实际存在的不平等状况。

合理性
程序正义的这一要求又可称为“程序理性原则”，它的基本内容是：裁判者据以制作裁判的程序必须符合理性的要求，使其判断和结论以确定、可靠和明确的认识为基础，而不是通过任意或者随机的方式作出。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显示，一个人在某种可能对自己产生不利决定或后果的活动过程中，如果不能及时了解程序的进程、判决结果的内容以及判决的根据和理由，就会产生一种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感觉，而且从心理上难以对判决的正当性产生信服。这种感觉源于自己的权益受到忽略、自己的命运受到随意的处置，而自己却毫无改变这种状况的能力的心理状态。为使刑事审判过程符合程序理性要求，（1）裁判者作为定案根据的事实必须经过合理和充分的论证；（2）裁判者在制作裁判之前必须进行冷静、详细和适当的评议，以便对各方提出的论点和论据作出仔细的讨论和衡量；（3）裁判者的结论必须以法庭调查中采纳的所有证据和事实为根据，并顾及控辩双方提出的所有有效的证据、事实、主张和意见；（4）裁判者应明确陈述其据以制作裁判的根据和理由，并向诉讼各方以及社会公众公开论证自己所作裁判的合理性和正确性。

自治性
所谓程序自治，是指裁判者就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所作的裁判结论必须从法庭审判过程中产生，从而使刑事审判程序对裁判结论的形成具有唯一的决定作用。为此，（1）裁判者的裁判结论必须产生于法庭审判活动结束之后，而不能在庭审开始之前或者进行过程中形成；（2）裁判者的裁判结论必须建立在其通过法庭审判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形成的理性认识基础上，而不是他在法庭审判之外所形成的预断、偏见或者传闻的基础上；（3）裁判必须以控辩双方在法庭审判过程中提出的有效证据、意见、主张为根据，而不能随意将任何一方的论点和论据排除于定案根据之外。

及时终结性
程序正义的最后这一要求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刑事审判活动应当及时地形成裁判结果，二是审判应通过产生一项最终的裁判而告结束。当我们说法庭审判过于迟缓或过于急速时，实际上是在用“及时性”要求对刑事审判活动作出评价。及时性原则要求审判活动保持“在过于急速和过于迟缓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避免因过于急速或者过于迟缓而使各方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另一方面，刑事审判如果永远没有终结之时，或者对同一刑事案件的审判可以随时或无限期地被重新进行，那么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就将永无确定之日，被告人甚至被害人也会因其利益和地位的反复变化和不确定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终结性原则要求必须确保法院对同一刑事案件的审判有一个最终确定的状态，使得在此之后对同一案件的审判受到严格的限制，避免随意或无限制的启动审判程序。

⑷ 程序正义的标准主要有那些

主要是“公平”。

程序正义视为“看得见的正义”，用最通俗的语言解释，就是案件不仅要判得正确、公平，并完全符合实体法的规定和精神，而且还应当使人感受到判决过程的公平性和合理性。换句话说，司法机构对一个案件的判决，即使非常公正、合理、合法，也还是不够的。

要使裁判结论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裁判者必须确保判决过程符合公正、正义的要求。因此，所谓的“看得见的正义”，实质上就是指裁判过程（相对于裁判结果而言）的公平，法律程序（相对于实体结论而言）的正义。

(4)如何能实现程序正义扩展阅读

根据程序正义的这一要求，裁判者在整个刑事审判过程中应给予各方参与者以平等参与的机会，对各方的证据、主张、意见予以同等的对待，对各方的利益予以同等的尊重和关注。

与裁判者的中立性一样，程序对等原则也旨在确保各方参与者受到平等的对等，进而实现程序正义。但这里的平等对待是指裁判者在审判过程中平衡控辩双方地位的综合要求，因而又可称为“动态的平等对待”。

为实现程序对等，控辩双方应在参与审判过程和影响裁判结论的制作方面拥有平等的机会、便利和手段；裁判者应对各方的证据和意见予以平等的关注，并在制作裁判时将各方提出的有效观点平等地考虑在内。

同时，程序对等原则要求控辩双方不仅拥有形式上的平等参与机会，而且还应在实质上具有平等的参与能力和参与效果。因此裁判者应确保参与能力较弱的一方拥有一些必要的“特权”，以纠正各方实际存在的不平等状况。

⑸ 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是指裁判过程（相对于裁判结果而言）的公平和法律程序（相对于实体结论而言）的正义。即“看得见的正义”，是英美法系国家的一种法律文化传统和观念。

程序正义，最早起源于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在古罗马法“人不能裁判有关自己的诉讼”中就蕴含了裁判程序必须公正的内容。但程序正义被当着一种法治观念，最早是在13、14世纪英国的普通法中，当时叫做“自然主义”。而后，程序正义在美国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被称为“正当法律程序”。

程序正义的实现

1、法律程序要合理：合理的法律程序首先体现在程序的完整性。任何法律活动，都应该受到一定的程序的约束，按照程序来进行，不能出现程序的真空。

2、在法律界要全面、真正地树立起程序正义的理念。

3、中国法官有权威。法官权威的前提是法官的独立，包括身份独立、经济独立，法官独立首先应该修改宪法，通过宪法确定法官的独立地位，才可能打破目前各种制约法官独立的因素。

⑹ 实现程序正义必须符合哪些标准

程序正义是法律正义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更是司法应该孜孜以求的主要目标。如何认定一个社会的法律或者司法符合了程序正义，应该有一些基本的标准。笔者从程序正义的起源及发展出发，结合我国的法治实践，简要地将程序合理、民众认同、法官权威归结为我国实现程序正义的基本标准或者说基本标志，以期明确奋斗的方向。

⑺ 如何实现程序正义

收藏推荐 衡量司法行为的标准,除了定性准确,处罚适当外,还包括程序合法。人们不仅要求实体公正,更要求程序公正。能否实现程序正义已经成为中国能否走向法制国家的关键所在。一、程序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实质我国目前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程序问题虽有所重视,但在实践中却经常被视为一个装饰,其处境和地位非常尴尬:一是程序规则的缺陷。我国程序规则的最大缺陷是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不完善。所谓实体性规则不完善是指该有的规则没有制定;而程序性规则不完善,则是指实体性规则有些没有制定具体的实施性程序,导致了程序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二是程序被等同于技术性手段。许多人认为程序仅仅是技术性手段,只是用来保证实体法得以实现的,除此以外,不具有任何价值。违了什么法,犯了什么罪,该怎样处罚,应如何判刑,应遵守哪些程序却不甚明了。甚至有人认为遵守程序是在浪费时间,捆住了办案人员的手脚。三是程序被虚置。程序的实施要求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但在程序缺乏刚性规定的情况下,由于破案的巨大压力超越了程序的规定,也由于对于犯罪嫌疑人的鄙视和痛恨,往往使司法人员忽略了自己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