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邦达市场价格多少

⑴ 徐邦达字画的最高成交价格是多少

您好，徐邦达的书画成交最高记录是：《临元张渥画楚辞九歌》手卷
2011-06-03 北京保利 估价280-380万 成交价 977.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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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富春山居图的2016年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有666年的历史
1350年黄公望将此图题款送给无用上人。《富春山居图》便有了第一位藏主，从此开始了它在人世间600多年的坎坷历程。此画作成之初，无用上人就“顾虑有巧取豪夺者”。不幸被他言中，明成化年间沈周藏此图时便遭遇“巧取”者。沈周请人在此图上题字，却被这人儿子藏匿而失。后来此图又出现在市上高价出售，敦厚的沈周既难于计较又无力购买，只得背临一卷以慰情思。之后又经樊舜、谈志伊、董其昌、吴正志之手。
清顺治年间，吴氏子弟，宜兴收藏家吴洪裕得之后更是珍爱之极。恽南田《瓯香馆画跋》中记：吴洪裕于“国变时”置其家藏于不顾，惟独随身带了《富春山居图》和《智永法师千字文真迹》逃难。 那是清顺治七年（1650），江南宜兴吴府，卧病在床的吴洪裕到了弥留之际，气如游丝的他死死盯着枕头边的宝匣，家人明白了，老爷临死前还念念不忘那幅心爱的山水画。有人取出画，展开在他面前，吴洪裕的眼角滚落出两行浑浊的泪，半晌，才吃力地吐出一个字：烧。说完，慢慢闭上了眼睛。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老爷这是要焚画殉葬呀！要被烧掉的画就是国宝文物《富春山居图》。 因为太珍爱此卷了，所以嘱家人准备把它付之一炬“焚以为殉”用来殉葬。
“先一日焚《千字文真迹》，自己亲视其焚尽。翌日即焚《富春山居图》，当祭酒以付火，到得火盛，洪裕便还卧内。”
这幅在吴府里已经传承了三代人，被吴家老少视为传家宝的《富春山居图》，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丢入火中,火苗一闪，画被点燃了！
就在国画即将付之一炬的危急时刻，从人群里猛地窜出一个人，“疾趋焚所”，抓住火中的画用力一甩，“起红炉而出之”，愣是把画抢救了出来，他就是吴洪裕的侄子，名字叫吴静庵（字子文）。为了掩人耳目，他又往火中投入了另外一幅画，用偷梁换柱的办法，救出了《富春山居图》。
画虽然被救下来了，却在中间烧出几个连珠洞，断为一大一小两段，此画起首一段已烧去，所幸存者，也是火痕斑斑了。从此，稀世国宝《富春山居图》一分为二。
1652年，吴家子弟吴寄谷得到后，将此损卷烧焦部分细心揭下，重新接拼后居然正好有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景，几乎看不出是经剪裁后拼接而成的，真乃天神相佑。于是，人们就把这一部分称做《剩山图》。而保留了原画主体内容的另外一段，在装裱时为掩盖火烧痕迹，特意将原本位于画尾的董其昌题跋切割下来放在画首，这便是后来干隆帝得到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 值此，原《富春山居图》被分割成《富春山居图·剩山图》和《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长短两部分，身首各异。 其时，除了吴洪裕收藏的《富春山居图》外，当时还有另一幅《富春山居图》流传在世。 那即是明朝画家张宏《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这幅画是学术界公认的最接近原作的版本，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张宏，明代画家，生于1577年，字君度，号鹤涧，江苏苏州人。他擅长山水画，重视写生，笔力峭拔，墨色湿润，层峦叠嶂，丘壑深邃。画石面皴染结合是他绘画的特色。写意人物，神情具视，构图疏密得宜。张宏是明末吴门画坛的中坚人物，吴中学者尊崇之。从张宏的《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中亦能看出他高超的画技，笔墨疏朗，气韵贯通。值得一提的是，张宏在临仿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时，该图还是完整的画作，尚未被焚，所以后世将张宏这幅《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看作是研究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重要版本。
说到第三幅《富春山居图》，就不能不提到明代着名书画家沈周。
沈周，明代画家，生于1427年，字启南，号石田翁，江苏苏州人。他在元明以来文人画领域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书法师黄庭坚，绘画造诣尤深，兼工山水、花鸟，也能画人物，以山水和花鸟成就突出。 在绘画方法上，沈周早年承受家学，兼师杜琼。后来博取众长，出入于宋元各家，主要继承董源、巨然以及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吴镇的水墨浅绛体系。 沈周的绘画，技艺全面，功力浑朴，在师法宋元的基础上有自己的创造，发展了文人水墨写意山水、花鸟画的表现技法，成为吴门画派的领袖。所作山水画，有的是描写高山大川，表现传统山水画的三远之景。而大多数作品则是描写南方山水及园林景物，表现了当时文人生活的幽闲意趣。
明成化年间，《富春山居图》传到沈周手里。自从得到这件宝贝，沈周就爱不释手，把它挂在墙上，反复欣赏、临摹，看着看着，就看出了点问题：画上没有名人题跋。一时的非分想法让沈周冲昏了头，他根本没有想到，像这样的珍宝藏都要藏在最隐蔽的地方，怎么能大张旗鼓地张扬呢？果不其然，当沈周把画交给一位朋友题跋时，就出了事。那位朋友的儿子，见画画得这么好就产生了歹念，把画偷偷卖掉，还愣说画是被人偷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沈周在画摊上见到了被卖掉的《富春山居图》，兴奋异常，连忙跑回家筹钱买画。当他筹集到钱，返回画摊时，画已经被人买走了。沈周捶胸顿足，放声大哭，可是后悔已经晚矣。千辛万苦弄到手的《富春山居图》，如今只剩下留在头脑中的记忆了。沈周愣是凭借着记忆，背摹了一幅《富春山居图》。
被沈周丢失的真迹《富春山居图》犹如石沉大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消息。后来，它又出现了，被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收藏。董其昌晚年又把它卖给了吴洪裕的爷爷吴正志。吴洪裕继承了《富春山居图》，这才出现了临终留下焚画殉葬的遗嘱，吴子文火中救画的一幕。由于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太出名了，明清画家都争相临摹，除了沈周的那幅《富春山居图》外，现在有籍可查的临摹本还有十余幅。 这些都成为《富春山居图》流传在世的真假画卷。
《富春山居图》较好的临摹本中沈周所临（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因属背临，故董其昌认为“其肖似若过半”；张宏则是在吴问卿家中对着原图临摹，其形神更能接近原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此两卷因其时原画尚为完整，故十分宝贵。 邹之麟及“虞山画派”王翚的临摹本，现已流传海外。 重新装裱后的无用师卷虽然不是原画全貌，但画中清润的笔墨、简远的意境得以保留。这幅开创了中国山水画新风格的传世巨作，1652年丹阳张范我转手泰兴季国是收藏，后历经高士奇、王鸿绪、安岐诸人之手。辗转经过多人收藏，最终被安岐买到。
1745年，一幅《富春山居图》被征入宫，干隆皇帝见到后爱不释手，把它珍藏在身边，不时取出来欣赏，并且在6米长卷的留白处赋诗题词，加盖玉玺。没想到，第二年，也就是1746年，他又得到了另外一幅《富春山居图》。两幅《富春山居图》，一幅是真，一幅是假，可是两幅画实在是太像了，真假难分。
其实，此前弘历已经得到了那一卷《富春山居图》，也就是那幅最着名的假《富春山居》，后世称之为子明卷。子明卷是明末文人临摹的《富春山居》无用师卷，后人为牟利，将原作者题款去掉，伪造了黄公望题款，并且还伪造了邹之麟等人的题跋，这一切都把干隆帝蒙骗了。事实上子明卷仿制的漏洞并不难发现。元代书画上作者题款都是在绘画内容之后，而子明卷却将作者题款放在了画面上方的空白处，这明显不符合元代书画的特点。但干隆帝的书画鉴赏水平，显然并不足以看出这些漏洞。这卷后人仿造的《富春山居》子明卷不但被他视为珍宝时时带在身边，对此画大加叹赏，屡屡题赞，甚为喜欢，重要性就犹如伯箂莳特对男人的重要性一样。而且真迹无用师卷的出现，也没让他推翻自己的错误判断。
第二年，干隆十一年的冬天，《富春山居》无用师卷来到了弘历面前。他一边坚定地宣布无用师卷是赝品，一边又以不菲的价格将这幅所谓的赝品买下。理由是，这幅画虽不是真迹，但画得还不错。为此他还特意请大臣来，在两卷《富春山居图》上题跋留念。来观画的大臣无一例外地歌颂了皇帝热爱艺术、不拘泥真伪的广阔胸怀，可谁也不敢点破：这幅画它本来就是真迹。在梁诗正、沈德潜等大臣的附和下认定后者是赝品，编入《石渠宝笈》次等并命梁诗正书贬语于此本上。直到1816年胡敬等奉嘉庆帝编纂《石渠宝笈》三编，《富春山居图》始得正名被编入，洗去尘冤。也有一说是：真画进了宫，干隆觉得特别没面子，他在真画上题字示伪，故意颠倒是非。
不管干隆帝的鉴定结论何等荒谬，安岐所藏的《富春山居》真迹确实从此进入宫廷。就在这座乾清宫里，它被静静地存放了近200年。 20世纪30年代(1933年)，故宫重要文物南迁，万余箱的珍贵文物分5批先运抵上海，后又运至南京。文物停放上海期间，徐邦达在库房里看到了这两幅真假《富春山居图》，经过仔细考证，他发现干隆御笔题说是假的那张，实际是真的，而干隆题了很多字说是真的那张却是假的，推翻了先人的定论，还它一个真实的面目。直到随其他文物一起南迁。而今，这真伪两卷《富春山居图》都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共同见证着中国书画收藏史上的一段笑谈。 重新装裱后的《剩山图》，在康熙八年（1669年）让与王廷宾，后来就辗转于诸收藏家之手，长期湮没无闻。至抗日战争时期，为近代画家吴湖帆所得。画家吴湖帆曾用古铜器商彝与人换得《剩山图》残卷，十分珍惜，从此自称其居为“大痴富春山图一角人家”。 当时在浙博供职的沙孟海得此消息，心情颇不平静。他想，这件国宝在民间辗转流传，因受条件限制，保存不易，只有国家收藏，才是万全之策。于是数次去上海与吴湖帆商洽。晓以大义。吴得此名画，本无意转让。但沙先生并不灰心，仍不断往来沪杭之间，又请出钱镜塘、谢椎柳等名家从中周旋。吴湖帆被沙老的至诚之心感动，终于同意割爱。1956年，画的前段来到浙江博物馆 。成为浙江博物馆“镇馆之宝”。源于网络分享。。。

⑶ 地摊买一副赝品，却拍出了3.08亿的天价，是怎么回事

2010年11月20日，嘉德秋季拍卖会。

即便拍卖会快要接近尾声，现场气氛依然如火如荼，很快便轮到了最后一个文物出场。此次压轴的是王羲之《平安帖》的草书临摹版本，起拍价为5500万元人民币。

各位藏家一路叫价，短短几分钟内，喊价声此起彼伏，文物的价格暴涨至2.7亿元。至此，全场鸦雀无声，已经没有人愿意再加钱了。眼看着就要成交，这时，拍卖行的总经理胡妍妍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收藏家刘益谦打来的，他表示自己愿意在2.7亿的基础上再加500万。

无人竞价了，最终，这幅摹本《平安帖》以2.75亿元落锤成交，加上手续费共计3.08亿元。文物全篇一共才41个字，算下来平均每个字价值750万元，一字千金，让人咋舌。而这笔交易也刷新了中国拍卖史的记录。

从皇帝珍藏的文物，到沦落地摊的破布，再到价值三亿多的顶级藏宝，《平安帖》的传承之路颠沛流离，可谓传奇。作为后人，我们能有幸目睹这样的瑰宝完整地流传下来，也算是一种奇迹。

⑷ 徐邦达的人物生平

徐邦达，字孚尹，号李庵，又号心远生、晚号蠖叟，浙江海宁人，1911年7月7日生于上海。
其父徐尧臣经营丝绸生意，虽为商贾，却性情儒雅，喜好文墨书画，闲暇时热衷于收藏，凡过眼名家书画，只要相中了，便会不惜重金购进收藏。自小就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徐邦达耳濡目染便也喜欢上了字画。据徐邦达生前自述：“父亲看我喜欢，就在我14岁的时候为我请了当时赫赫有名的李醉石（李涛）、赵叔孺（赵时棢）等先生，教我诗词歌赋及绘画。又入上海着名书法家、画家、鉴赏家吴湖帆先生之门学习书画鉴赏。后来慢慢地对书画鉴赏就有了一些认识，自己也开始买书画，及给别人鉴定字画。”
徐邦达家境殷实、交友广泛，更因家庭氛围的影响，自然不免由创作而入书画鉴别与收藏之道。尽管弱冠即从李涛、吴湖帆这样书、画、鉴三者皆长的一流收藏家，徐邦达买到的第一张画却是赝品。那时他年方18岁，由于师承“娄东”，因此也偏爱清初“娄东”领袖王原祁的画，于是当他看到一幅王原祁的画作时就不由动了心，经过仔细辨别，认定它是真迹，便以二十两黄金的价格买下了，但是，此画后来经权威专家鉴定为赝品，用他自己的话说“二十两黄金买了个赝品，教训深刻”，至晚年也常常提起这件事以为笑谈。
从18岁买下第一张画始，徐邦达在此后的80余年里，为国家鉴考、收购、征集传世名迹接近4万件。起步时的一次走眼，并没有影响他终成一言九鼎的国家级书画“掌眼人”。而在徐邦达古代书画鉴别生涯中，最精彩的一笔或许当属他识别出真伪《富春山居图》，那距离他买进那件王原祁的伪作才不过5年而已。
1933年，故宫重要文物南迁，万余箱的珍贵文物分5批先运抵上海，后又运至南京。当这批文物停放上海期间，徐邦达抓住机会去库房观摩，在那里看到了这两幅真假《富春山居图》，两幅画上都有干隆御笔分别题说其真伪。然而，经过徐邦达的仔细考证，他发现干隆御笔题说是假的那张《无用师卷》实际却是真的，而干隆题了很多字说是真的那张《子明卷》却是假的，这一说法推翻了清朝宫廷的定论，还黄大痴杰作以真面目。
而今，这真伪两卷《富春山居图》都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年“山水合璧”的，即《无用师卷》与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剩山图》。《剩山图》旧为吴湖帆所藏，作为吴门爱徒的徐邦达或许曾仔细观摩、体会过图上大痴的笔意。
1937年夏，当时的上海博物馆举办《上海市文献展览》。徐邦达应博物馆的董事长、收藏家叶恭绰先生之邀，协助这一展览的古书画征集、检选和陈列工作。这是他正式涉足古代书画鉴别的开端。展览之后，叶恭绰又延聘徐邦达撰写了《上海市文献展览古书画提要目录》。惜哉，徐邦达的这部处女作成书后即交付叶恭绰，彼时恰逢“八一三”事变，叶恭绰仓皇离沪避难，在途中将书稿佚失了。
至上世纪40年代，徐邦达的画艺已然名噪江南，并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之后，还被聘为上海美术馆筹备处的顾问，并在此期间，于沪上举办了第一场个人画展。
上世纪40年代末，徐邦达从上海市区迁居嘉定县城。在那里，他进行了大量的山水画及诗词创作，而其鉴赏水准也随之精进。回忆此间生活，他曾道：“与画友孙祖勃君朝夕过从，讨论艺事，最为欢洽。”与此同时，凝聚徐邦达一生心血的《古书画过眼要录》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编撰的，而那时的徐邦达并没有想到这部书会延续一生。
1949年，徐邦达和好友张珩（字葱玉）一同在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不久之后，张珩便被调去了北京。张珩与当时的中央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熟识，徐邦达与郑振铎的交往也正是始于在张珩上海寓所的一次会面。张珩到了北京之后，更是向郑振铎力荐徐邦达，于是郑振铎就把徐邦达也调去了北京，在中央文物局文物处做业务秘书，主要工作则是收集、鉴定古书画。
徐邦达生前口述：“我从上海来北京的时候主要工作就是收集字画，当时是在文物局工作，在北海的团城。因为那个时候刚刚解放，有百分之九十的字画都让国民党给带走了，所以我们就要把散落在民间的那些字画一点点地收上来。”自那时起，徐邦达的鉴别与收藏行为就与国家力量的支持分不开了。他曾透露过他征集书画的秘诀：“因为解放前我就经常到各收藏家家里去看东西，所以谁家有什么东西心里大概有个数。因此到了1953年的时候，差不多收上来约3700多件东西，这里面有的能捐的我就动员他们捐了，能献的献了，实在不行的就只好买了。”
连做梦都离不开古代书画的徐邦达，在那一时期鉴定并征集到数千件古书画作品。此后这批古代书画都被交拨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并成为了故宫博物院古书画庋藏中的基本藏品，正是在此基础上，其“故宫博物院绘画馆”才得以正式成立。
从1983年开始，国家文物局专门成立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开始对全国各地所藏中国古代书画作全面系统的鉴定。鉴定组由7人组成，谢稚柳任组长，组员名单中，徐邦达赫然在列，其他则为启功、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前后历时8年，行程数万里，共鉴定了8万余件中国古代书画，编成《中国古代书画目录》。今天，留存在大陆的绝大部分中国古代书画只要一查《目录》就能知晓其传世状况。
徐邦达参与的这一古代书画鉴定工作，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三次书画普查，前两次分别在北宋宣和年间和清乾嘉年间，留下了研究传世古代书画必不可缺的参考文献《宣和画谱》与《石渠宝笈》。书画鉴定小组的工作也堪与历史上的前两次比肩，成为后人所参考的重要文献，由此可见徐邦达及其同仁谢稚柳等对古代书画鉴别的功力。
徐邦达因书画之缘而鉴定，因鉴定而每日里与书画耳鬓厮磨。对于古迹名作，更有摹以乱真的本领。现存加拿大的奚冈《松溪高逸图》摹本是他18岁时所临，现存新加坡的张中《芙蓉鸳鸯图》摹本是他24岁时所临。晚年鉴考之余，重拾画笔，创作山水，笔致秀润，意趣幽深。擅古典诗词。于书画鉴定之外，他更是以着述记录心得，有《古书画鉴定概论》、《古书画伪讹考辨》、《古书画过眼要录》、《重编清宫旧藏书画目》等着作。
为徐邦达的古代书画鉴别能力所折服的人送给他一个雅号——“徐半尺”。据说，这个雅号得名于一次，有一位来访者将画轴徐徐展开，刚看到一片竹叶的梢头，徐邦达便脱口而出：“李方膺！”画轴展开，果然是“扬州八怪”之一李方膺的作品。很多书画卷刚打开半尺，徐邦达就已经说出了与此画有关的一切，以至有“徐半尺”的雅号。而他的弟子说，其实更应称呼他为“徐一寸”，因为书画卷往往展开寸许，徐邦达便已知真伪。
徐邦达90多岁时写了一幅“实事求是”，挂在书房的墙上以自勉，这四个字也是他鉴定原则的写照。

⑸ 书法的价值

书法是艺术，艺术是无价的，这是人们常说的，按“价值”理论，世上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有“价格”，只是高和低之分。如王羲之的“兰亭序”、或专供皇上欣赏的“三希堂”等一些国宝级文物，是无价之宝，“价值”就高。一些没有名的、作品低劣、粗糙的，是没有价值的，或“价值”很低。

判定书法是否有“价值”，这是一门学问，要弄懂分清作品优劣，那得下一番功夫。像徐邦达那样的鉴赏家见过很多常人见不到的书画作品，对书画作品的鉴定有很深的功夫，也是常人无法达到的。但这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寻。简单的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否有历史价值。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有一定的影响的人物的书法，如当代的有影响的美籍华人作家韩素音女士钢笔手书，放大刻在中国的碑林中。

二、是否有艺术价值。如当代的布衣白蕉先生其书法高度可称之当代的“王羲之”。

三、是否既有历史价值又有艺术价值。如于右任先生，即做过行政院长、同时又是大书法家。

从中国的书法历史看，那些有名的书家留下的作品都具有历史“价值”，同时又有艺术价值。从此而言书法的“价值”，是要经过历史的筛选，才能断定她的含金量，否则，很难说清是否具有真正的“价值”。所以投资书法作品一定要慎重，今天看来很有名的，或许明天就没有名了，今天没有名的，或许明天就有名了。今天有名人的作品的价位很高，少则一两千，多则四五千，是否有投资价值就很难说了，而且大量的求购者购得的作品的质量难以保证。这时我想起了“股市”，越是最红火的时候，风险也就越大，也是最危险的时候，“股市”天天长，就是让人失去理智。如同筐下放着好吃的食物，引诱鸟儿来觅食，贪吃的鸟儿往往被美食所吸引，其目的是套住贪食的鸟儿，幸运的鸟儿会在被扣住之前逃脱，不幸者就成为贪吃食物的牺牲品。

“投资”就是要求回报。一个精明的“投资”着，往往在不经意处下功夫，投资少，回报多。如：有人“买股票”是看股市里几乎没有人了，去买，等股市里人头串动、人满为患时，去卖，轻轻松松挣大钱。这如吃甘蔗，光吃中间的那一段，把高处的留给别人吃。我有一个朋友是做集邮和古钱币的，很有眼力，低买高卖，把品像好的留下，品像差的买出，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多。以集邮和古钱币来养集邮和古钱币，即增长了知识、陶冶了情操，又赚了钱。还有的不懂“投资”，见人买也买，只买不卖，结果占用了大量的资金，不但挣不到钱还要陪钱。投资是一个生意，有高潮也有低潮，只进不出不是投资，进进出出才能搞活，像水一样，流动则活，不动则死。目的就是赚钱，这是“投资”的原则。

“价值”决定着“投资”。书法价值怎么定，这不好说，同是一个人，找到家里四尺条幅标价几千，可到XX交易会上展销，竟没有成交。另一位先生想在《XX书法》杂志上发表作品，一位经纪人说：你只要买XX先生的十幅书法作品，一幅三千，共三万就可以。还有的书家到某地去讲学，不忘推销自己的作品。自称我的作品的价格在家是X千元，对自己的学生（或同道）优惠，500元一幅、200元一幅；印章800元一枚等。不同的书家价格也不同，现场交易，一会儿几十幅作品或印章一挥而就。不过现场交易确实便宜，如果到家去买，价格是不可以谈的，几千就是几千。价格是怎么定的不知道，都是谁买的？搞不清楚。笔者问过一位当地的书家，这些作品你买吗？回答是肯定的：不买。那谁买哪？没有证据，也不能乱说，只有自己猜测而已。有一次一位画家来访，笔者和他谈起了画和画的销售情况，画家谈起自己的卖画经历：有人要两幅XX画，他按主人的要求画完，去和买画人见面，一个是XX局的局长，一个是印刷厂的厂长。当面谈好价钱一幅3000元，两幅6000元。局长看后很高兴说：好！厂长就从兜里拿出6000元钱，当场交给画家。还有一次和朋友到了南方的一个大城市，和当地的X局局长吃饭，在饭局上朋友介绍其画家，并拿出画家的画展示，局长赞不绝口，说这两幅都要了，一幅3000，两幅6000元我要定了怎样？画家对这样的买主的爽快当然很高兴，说：好！好！局长拿出6000给画家，当场交易成功。啊！明白了，原来是这样一种情况。

我去过古物市场，在那里可学到真正的“投资”和“价值”的关系，学到识别真假的能力，各个人都能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真与假由自己判断，买与卖也由自己决定。我看到有很多“赏玩”高手，用很低廉的价格买到很好的东西。如一块河田玉印章，篆文、刀工极为漂亮，30元钱搞定。有一天笔者花了210元也买了一枚小玺印，银质，龟钮。龟钮纹理清晰，做工讲究，栩栩如生，漂亮至极。印面是凿印，印文是：“王X”，我请郑大的教授，殷商文化研究所的专家王蕴智博士鉴定，他说也没有见过这个字。看来中国文化确实博大精深，有很多东西需要去学，去研究。有人要买，可我不卖，我是欣赏者，不是投资者，要的是精神享受，自娱自乐。在古物市场上一枚好的汉印，价格在500元左右。另外，我还掏40元买了一枚桥钮、铜制、朱文、汉铸印，也很漂亮。近几年没有时间去过古物市场了，不知现在行情如何，但我想，比现代篆刻家的作品要便宜很多。

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有“价值”。古玩也是如此，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时期，“价值”也不相同。有的值钱，有的不值钱。如在鼎盛时期，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物品丰富，有很多精美的东西产生，其物品“价值”就大。在兵荒马乱时期，人们吃都吃不饱，物品贫乏，不可能创造出好东西，其物品“价值”就小。现代的书法也是如此，有的值钱，有的不值钱。另外，不一定价钱高的就值钱，价钱低的就不值钱，关键是看质量、水平如何。而现在不是这种情况，书法交易大多是“暗箱操作”，买书法的不挂书法，不买书法的而挂书法，没有真正走向市场，离老百姓很远，这不利于书法的振兴。离老百姓近的还是哪些民间艺人的“彩色的鸟虫字”，用一块皮子，沾上不同的颜色，画出鸟、虫、草连成字，是名字，警句等，二尺3元，生意尚好。可书法没有走向街头，没有走向人民大众。这里有很多原因，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观念”的问题。上次和书友聊天就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在美国街头上‘鼓手’的技术，到中国来都是第一流的。”这话虽有些夸张，但不无道理。我说：“中国的那些书法家一幅字几千，到美国靠书法是否也能生活？”“那肯定不能！”他坚定的回答。我又说：“在中国几千一幅的书法作品，在市场上公开销售，能抢购吗？老百姓买吗？”“那肯定不买！”他又坚定的回答。试问胡长青的书法几千一幅的都卖给谁了？是否从国家的腰包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书法的“价值”，只有真正地走向市场，走向老百姓，书法作品才能体现其真正“价值”。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⑹ 现在中国排名前100位的国画家在中国都极有名气吗

着名画家吴冠中先生写林晓：“林晓撰写的《绘画史》翻译成拉丁文、英文、俄文等多国语言出版，为中国《绘画史》做出大贡献。林晓的绘画作品在市场方面，迄今已有中国绘画20万（人民币）一尺、油画百万的拍卖纪录，及继续飞速攀升的质量保证和历史感觉。当然，这些用来表达目前成绩的金钱数字，仍然仅仅是日后正常发展中将会不断出现、继而刷新的巨大数字的简单起始。林晓就是爱吸取西方现代艺术的突出例子之一，但从他的作品看，其根本源泉来自生活，是祖国的大地和人间启示了他的灵感，他丰富多彩的形式美中既融会了民族艺术的特点，且含蕴着隽永的生活情趣和幽默感。”
——着名画家吴冠中

着名画家、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范扬写林晓：“林晓我之好友，南通市人，五五年生属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78级高材生。当年风华正茂，少年气盛。睥睨画坛之衰败，捉笔奋起，作大泼墨人物画。当场写生，画边民藏人，焦墨浓墨，横涂竖抹，任气使才，水墨淋漓，观者拍案惊奇。后来，又过了若干来头，一些自诩为新潮的人们，开始玩儿水墨实验、张力表现之类的时货。殊不知这玩艺林晓早年就玩转过来了。套一句老话，是相去三十里，落后二十年矣。林晓是个才子，人人公认的才子。我是他的朋友，我确实很佩服他。”
——着名画家、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范扬

⑺ 徐邦达的人物故事

徐邦达与谢稚柳、启功并称书画鉴定三大家，是艺术史界的学术泰斗，享誉海内外的书画鉴定家和着名的书画家。
他的一生更是贯穿于新中国的文物和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全国各大博物馆藏字画的一级品及故宫博物院所藏字画的一、二、三级品及参考品全部经过徐邦达的鉴定。
徐邦达把书画视为一生的挚爱，把鉴定视为技术和品格的考验。他常言“鉴定是一门科学，要实事求是”，不少人曾用重金收买他，希望他指假为真，他皆断然拒绝。
落日的余晖从窗纱间筛过，岁月在他脸庞刻下的痕迹愈渐淡去，眼眸宛如孩童般清澈。这是2010年，再过几日，7月7日，就是他的百岁寿诞。
喜庆的时刻还未来临，鲜花早已堆满整间屋子，徐邦达静静地躺着。“邦达，你要过100岁生日啦！”他的夫人滕芳不时俯下身来，亲吻他的额头。徐邦达却只能用目光追随她，后因呼吸系统手术，他失去了言语和行动的自由。
每一个房间都挂有徐邦达的书画，手书“宁静致远”舒缓冲淡，如同一生的写照。书房内画卷铺陈，书案上厚厚的呢毡上毛笔墨痕宛然，仿佛主人刚刚还在泼墨挥毫，谈古论今。
“他是‘国宝’”
《高呼与可》、《出师颂》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而这些绝代佳作，正是因为徐邦达的慧眼，才从故纸堆中重见天日。
1950年，徐邦达被调到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今国家文物局）任文物处业务秘书。这个时期，经徐邦达等专家鉴定留下来的数千件古书画作品，后来均拨交给了故宫博物院，成为该院古书画庋藏中的基本藏品。
新中国初创时，故宫博物院所藏文物仅是昔日紫禁城藏品的十分之一。为使故宫博物院绘画馆藏品尽快丰富起来，徐邦达与同事踏访全国80%以上的县城。元代着名书画家赵孟頫的画作传世甚少，仅存的几幅画卷皆为皇室收藏，《水村图》就是其一。1953年的一天，徐邦达无意间发现了《水村图》的线索，并一直查到东北一个叫做大栗子沟的地方，他委托当地文物机构代为买下，确认无误后由国家购回并收藏。就这样，在短短数年间徐邦达发掘和抢救了3700件书画。
“文革”期间，徐邦达总结多年来从事古书画鉴定的经验体会，完成了他的第一部着作《古书画鉴定概论》的初稿。“文革”结束后，徐邦达重返故宫博物院，想到的第一件事还是为国家鉴考征集古书画作品。1983年，国务院委托国家文物局甄别各地文博单位所收藏的历代书画，徐邦达等人历时数年完成这项重任，并承担培养后学之责。20世纪80年代以后，徐邦达多次出访欧洲和北美，考察海外流失中国书画并与国外专家进行学术交流。
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将徐邦达称为中国艺术的“国宝”：他将文献考据与图像有机结合起来，系统地建立了古代书画的鉴定标尺，真实地还原了中国书画史的发展脉络。“而更重要的是，徐邦达是将古书画鉴定与研究科学结合的第一人，作为中国古代艺术研究者和古书画鉴定家，这两者是互为表里的。”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文儒说。
雅号“徐半尺”
在中国古文物的鉴定当中，古书画是公认最难的一门。“即便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也还未能找到一种鉴定书画作品、万无一失的科学手段，只能依靠传统方法，凭借鉴赏家的经验和眼力。”李文儒说。
20世纪30年代，徐邦达发现干隆皇帝曾经御笔亲题为真品的《富春山居图》实为赝品。《富春山居图》是元代着名书画家黄公望的一幅名作。干隆年间，一幅《富春山居图》被收藏进宫，干隆对此画大加叹赏，谁料这幅画竟是伪作。后来真画进了宫，干隆觉得颜面无光，便在真画上题字示伪，故意颠倒是非。20世纪30年代，徐邦达看到了这两幅《富春山居图》，经过仔细考证，他推翻了定论，还历史以真实面目。这样的发现还有很多，郭熙的《溪山行旅图》、黄公望的《雪夜访戴图》、元王渊桃竹锦鸡图轴都是他在故纸堆中寻到的宝贝。
作为传统鉴定方法的集大成者，徐邦达有着一双“赏鉴家的慧眼”。几十年前在哪儿见到过的书画，几十年后再见时，徐邦达依然记忆犹新。有人认为这种非凡的记忆力是天赋，可他自己认为“只在用心”。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资料烂熟于心，才有古书画作品过目不忘，鉴定时的得心应手。
徐邦达把古书画的鉴定析为“鉴”与“考”两个概念。“鉴”即是通过众多的作品相互比较，进行目力检测，推知真伪。“对于大量存世的明清时代的书画，目鉴尤为重要。但要达到目鉴的准确性，鉴赏者非见之众多不可。”他的弟子、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新说。但是，对于时代较远或是某些难于明了的书画，需要广为搜集有关文献和其他旁证材料，详加审订考据，方才得以明辨是非。“徐先生博闻强识，每对一件疑难作品进行考据时，爬罗剔抉，条分缕析，其所论所断，使人折服。”杨新说。
几十年前在哪儿见到过的书画,几十年后再见时,徐邦达依然记忆犹新。70岁时,一次徐邦达在看两个手卷时,只从装手卷的两个盒子上,便知那一字一画是董其昌的作品,题目、内容,几十年前在哪儿见过,如数家珍。另一次,助手尹光华先生在帮徐邦达整理《古书画伪讹考辨》一书时,无论哪部古手卷后的题跋和某位画家的某张画,只要将题跋和题的人的名字组合起来,他都能知道是宋代某人的画或元代某人的画。
甚至有的书画卷刚打开半尺,徐邦达就已经说出了与此画有关的一切,以致人们送给他一个“徐半尺”的雅号。一次,一位来访者将画轴徐徐展开,刚看到一片竹叶的梢头,徐老便脱口而出:“李方膺!”画轴展开,果然是“扬州八怪”之一李方膺的作品。
徐邦达虽不善言辞,但话题一涉及书画便滔滔不绝。历代知名书画家年谱、名作、笔法风格等早就烂熟于心中。徐邦达的渊博学识仿佛一部中国古代书画史尽在胸襟。凡经他鉴定的作品,总是旁征博引,一一列出依据。一次徐邦达在南京金陵饭店,有人拿来一嵌在镜框中的扇面,请他鉴定。这是一幅金本的山水扇面,落款为已巳年张宏。凝神片刻,徐邦达说:“这是张君度(张宏字君度)画的,此为其早期作品。他是位高寿的画家,活了90多岁,生活在明万历至清康熙年间,跨两个朝代。《明画录》说他‘工山水,笔意古拙,墨法湿润’。”
“鉴定是一门科学。”徐邦达常说。在他看来，书画鉴定不仅需要通古博今的才智，更需要实事求是的品格。不少人曾用重金收买他，希望他指假为真，换取暴利，他皆断然拒绝，“现在艺术品市场上鱼龙混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鉴定家、研究者缺乏实事求是的品格和坚持真理的精神，在这一点上，徐邦达尤其值得我们学习。”李文儒说。
“入骨两百分”
据滕芳回忆，“我们常说爱到入骨三分，但是徐邦达对艺术是爱到入骨两百分，甚至连做梦都离不开字画。”
20世纪80年代，艺术品市场日渐活跃，许多古书画佳品被送进了拍卖行。徐邦达对此忧心忡忡，担心文物珍品通过拍卖的渠道“合理合法”地流失。一次，他得知曾流失民间的“清代四僧”之一石涛的《高呼与可》要上市拍卖，便四处游说，希望国家出资买下这一珍品。
恰巧那些天，滕芳正要见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希望政府能为他们的“斗室”想想办法。徐邦达得知，对着滕芳又是哀求又是作揖，拜托她“莫提住房，只提希望政府想办法收购《高呼与可》。”
第二天，徐邦达进门就谈购买《高呼与可》的事：“新中国初期，国家经济比现在困难得多，但仍拨出巨款将‘三希堂’珍藏的三部稀世字帖中的两部买了回来。现在我们更有能力抢救文物。”李瑞环当即表示《高呼与可》应该由国家购买，徐邦达的一颗心才终于落到了肚子里，出了门他拉着滕芳兴奋地说：“我替故宫谢谢你了！”
“徐邦达总是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徐邦达。他这句话是发自肺腑，为新中国鞠躬尽瘁，他一往而情深。”滕芳说，“今天，在他的生命将要走到一百岁这个高峰时，我更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徐邦达慧眼识王渊
1982年6月5日，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画鉴定的权威专家徐邦达先生驱车来到太原市解放路山西省文物商店鉴定书画。他对每件书画藏品都看得非常认真、仔细，惟恐漏掉一帧佳作。当女保管员从库房里取出一幅用报纸包裹的画时，他轻轻地打开一看，见是一帧残损得十分厉害的绢画；稍一不留神，手碰着就会碎裂。徐邦达小心翼翼地慢慢展开，蓦然兴奋而惊喜地叫道：“啊！这是元代着名画家王渊的画，他的作品流传下来的很少。”他有点不放心，生怕看走了眼，又仔细审视这幅画的内容、笔法、墨色、题跋、图章、质地，翻来覆去，端详了一遍又一遍，最后肯定地说：“是王渊的画，这是国宝，连故宫博物院也很少有。我建议，现在立即封存起来，从此不要再让任何人看了，因为年陈月久，质地太酥脆了，看一次就会损坏一次。请速派人送故宫博物院揭裱、装帧！”在场的人都被徐邦达的情绪所感染而激动、欣喜，也为其认真负责的精神和高超的鉴定技艺所倾倒。商店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这幅画是70年代中后期从民间收购得来的，因为损坏严重，没有认真鉴定和引起重视，未把它列为珍品，进行揭裱保护。今天经徐先生鉴定是王渊的精品，我们一定要列为特藏，悉心保护。”沉寂多年的元代绘画珍品终于重见天日。王渊，字若水，号澹轩，杭州人，从小受教于赵孟頫，他的山水师从北宋郭熙，人物师从唐人笔法，花鸟则师从五代黄荃，又善于融会贯通，自辟蹊径。这幅元王渊桃竹锦鸡图轴意境深幽，笔力沉稳，桃竹用双笔勾成，湖石用皴擦而成，虽未加一点颜色，却满幅墨分五彩，天机溢发，光彩照人。作者在绘制中将山水画、花鸟画融为一体；既有工笔画的精致，又有写意画的气韵，显示了深厚的艺术功力。画面右下部的题款为：“至正三年冬腊钱塘若水为仲华良友画。”此画现已列为山西省博物馆的特藏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展示在世人面前。

⑻ 徐邦达书法市场估价多少

不要因为某个书画家或者别的艺术家出名了就去收购，更不要去收购已经炒得很高的书画等艺术品（就像炒得很高的庄家股、绿鸡蛋、野生甲鱼······价格越高，假的越多），价格越高赝品、仿品也越多！！！也不要因为某个艺术家还不出名，就不收藏他的艺术品，甚至艺术价值高的也不收藏。只要是真正有价值，有特色的书画等艺术品都值得收藏。因为许多艺术家起初不出名，他的书画等却已经很好，很有特色了，只是人们还没有认识到，但金子总有一天会发光。比方八大山人······江西的黄秋园、陶博吾······等都是逝世后书画才被重视和发掘出来，而且他们当时什么都不是，什么身份也没有；后来人们趋之如骛，欲购而不可得。所以说只要是好的、有特色的艺术品，在作者尚未出名，且作品价格非常低廉时购买，成本低，升值潜力大，收藏它们能保证一本万利，收藏者何乐而不为呢？？？假若只是收购贵的，即使身家亿万又能收购多少呢？ 即使收购得起，能确保升值吗？更甚者，像股票一样，到了低谷时期，还可能贬值！！！如果说价格，倘若只是一张纸一个的大字几十元平尺是可以的，若是四个大字一百元平尺也是可以的，可如果是小字就不止了，抄经书或者是诗词，字数在几百几千，就是千元平尺，甚至几千元平尺都是要的。还要看纸张，用墨，以及写得怎样等等。另外，艺术品价格高低都得市场说了算，有的买高档的，有的买低档的。另外相同与不相同的字画在不同的人眼里价格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无论谁的书画都有好差，都有值钱与不值钱的，有贵的和相对便宜一点的，所以不能笼统用平方尺来论，只能说某一张是多少钱一平方尺。润格也没有什么准头，只是一种参考，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判断和对他的书画的了解，以及当时的市场的炒作情况而定。一幅字画，在不同地点、不同时刻、不同的拍卖人手里，价格都会不一样。比如，同一个人的书画有的值10元或者20元一平尺，有的值50元或者100元一平尺，有的值1000元/平尺，有的2000元平尺，有的可能3000平尺、······，甚至1万、几万平尺······；而且换另一个拍卖商、中介又是别一种情况······所以是很难判断的，更不是绝对的一个价格。任何个人的评价都只是片面的、个人的观点。有个性、有特色的、名人的，有特别喜欢的买家想要，这些都可能使得价格更高。但如果是千篇一律的、模仿的、或者只是因为某个人现在有职务，或者纯粹是炒作才使得书画价格高；那么等他退了，或者没有人炒作了，价格很快会降下来，甚至不值钱。其他任何艺术品均如此。只要是还好，都有收藏价值。这里特别提出的是——润格是不靠谱的一种参考，主要还是看市场，还有自己对作品的了解，就像我上面说的。还有仿品和印刷品及行画都是不值钱的，除了年代久远同时是名人作品、名人仿品才会值点钱。不好意思，主意还是要自己拿，别人说的都只能作为参考。一己之见，说得不对请原谅。也曾经有人说我废话！除非你懒，光想吃现成的，不学无术。市场是瞬息万变的！即使是恒定不变的，给你鱼就好，你知道是好鱼坏鱼，还是有毒的鱼呢？给你渔，学会了，自己会捕鱼多好！管他好鱼坏鱼毒鱼！你都能分辨！

⑼ 徐邦达的艺术人生

徐邦达出身于书画收藏之家，受环境的熏陶，自幼喜爱诗词书画。18岁时他从苏州画家李醉石学画山水，同时又从赵叔儒学古书画鉴别，后又入书、画、鉴三者皆长的吴湖帆门下。所以，他自青年时期始，在鉴定书法的同时，亦不忽视对文献记载的传记与流派的研究，而尤其重视书画作品的风格与形式。对风格形式的把握，除去视觉记忆之外，他主要是下苦功认真临摹。他说：“要临得像，非一点一画地看，细捉摸不可。临摹一遍，真比欣赏一百遍还要记得清楚，搞得明白。”徐邦达的书法初学柳公权，稍后为了锻炼鉴别能力而临摹百家，学习的范围十分广泛。从早年临画所题的款识看，徐邦达的各体书法均颇得古人神韵。他学过唐太宗李世民、李邕，宋代的苏轼、米芾和明代的张宏，其后泛学无宗，40岁以后因埋头于书画鉴定工作，书画成了业余爱好。但因自书诗词和鉴画题跋的需要，徐邦达一直注重于行书的练习和创作，终于在六七十岁时，形成了清润秀雅、韵味独具的自家风格。
明代徐渭题画诗谓：“从来不见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徐邦达不仅书法好，不可忽视的是他还是一个画家。无论在创作观念还是艺术风格，乃至具体的用笔、结字、章法、用墨上，“画家书法”都给“书家书法”许多新的启示。总体上看，画家书法比书家书法多了一层“画意”。这种“画意”并不等于画，它是在书法创作中透露出的一种“画”的气息。所以说笔墨到了徐邦达的手里，这种气息自然也会脱手而出。
观徐邦达自成一家的行书，给人以峻拔崎岖、汪洋恣肆的美感。他作书舒缓而有节律，运笔以静制动，不仓促紧迫，不弱也不霸，沉稳自若。他的行书笔墨酣畅淋漓，结体自然舒展，粗壮如牛健步，细密如龙蛇逶迤，线条疏密相间，行中带草，体圆用方，极尽笔法变化。其结体以苏东坡、米襄阳为主，取苏字之态浓意远、米字之尽秀极妍。他上溯李北海以厚其气，下参董其昌以畅其韵，再辅以过目不下数万件书法名迹的滋养，终使作品透溢出一种博大深远的气势和韵味无穷的神采。由于作品中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积淀的人格气质，更使徐邦达的书法在风格上与其他书家拉开了距离。
徐邦达历经七十多年的探索，积多年的体悟和实践，在出入米芾并广取博收集大成后逐渐形成了自家体制。其书体以行为主而略杂草法，结字取法米芾，又汰去米氏夸张、故作姿态的习气，务求圆润婉转，又加之画家的优势，使他的作品墨色清新秀润，线条富有弹性而质感强，观之大有“方寸天地见宇宙，笔走龙蛇写春秋”之气势。
艺术追求的本质在于向无限发展，进入广阔的审美空间，形成想象艺术，在有法与无法、师古而不泥古中创造新意。徐邦达正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他如今作书，风格更趋于秀中带苍，雅中含浑，心手双畅，进退裕如，可谓已达到娴雅而超逸的境界。
细读徐邦达的书法，回顾他在创作上所走过的道路，可以让人感觉到他在艺术实践中的冷静与自信。或许来自性格的必然，或许来自传统的影响，或许来自清醒的审美判断……不管是哪一种原因，其结果都显示出他的艺术修养。在我看来，徐邦达书法中所透露出的传统文人画家的风格情趣最让人称道，所散发出来的精神气质与文化涵养，更是富有感染力和生命力的。
文物、收藏界的人都知道，故宫博物院有个徐邦达，人送雅号“徐半尺”。意思是说他独具慧眼，鉴定书画时，常于画轴展开半尺之际，已辨出真伪，故海内外奉他“华夏辨画第一人”之美誉。中央电视台曾以“国宝”为名，为他摄制专题片。从此，“国宝”之称不胫而走。这个被称作“国宝”的老人，为了保护国宝不遗余力，数十年如一日，因而又被人称为“国宝护神”。
徐先生一生着述甚丰，迄今已付印的着作有《古书画鉴定概论》、《古书画伪讹考辨》、《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中国绘画史图录》等，还有一部启动于四十年代末，经过数十年边撰写、边修改、边出版的《古书画过眼要录》，累计一百六七十万字。这部着作是带有总结性的鉴考记录，资料翔实，包含大陆及散落海内外的中国古书画珍品，有鉴有评。
出身商贾之家的徐邦达走上了从艺之路，刚出道就栽了个大跟头
徐邦达祖籍浙江海宁，1911年出生在一个富殷的商人之家，家中富藏古书画。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成长，他天性中有了一分对书画的亲近。还在少年时代，就开始浸淫于家藏的书画之中。
其父徐尧臣，虽为商贾，却性情儒雅，喜好文墨书画，在做丝绸生意之余，凡过眼名家书画，只要相中了，便会不惜重金购进收藏。
徐先生能有今天的成就，首先应该感谢开通的父亲。自古商贾，总是期冀自己的子女擅计锱铢，早早接过祖上的家业。但徐尧臣却非如此。当他发现儿子对书画的痴迷和超常的禀赋，就聘请了颇有名气的“娄东派”后劲画家李涛(醉石)来教儿子学习山水画。
初学伊始，徐邦达就系统地临摹了历代山水圣手名作。同时，他又师从赵时桐先生学古书画鉴别，久而久之，他对各家运笔技法的揣摩鉴别，皆有心得。为博采众长，他又入书、画、鉴三者皆长的吴湖帆先生门下，也曾师从冯超然、陈定山诸名家。
自浸淫丹青起，徐邦达就是创作与鉴别学齐头并进的。这是他的特殊点，也是他高于单一书画家的地方。
徐先生画名日隆。当年与他一同寓居上海的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人，时常一起雅聚，论书品画，探讨切磋。
经年之后，徐先生在回忆当年情景时写道：“那时我们同住在上海市武康路一所僻静的小楼中，其中有一间北屋布成日本的榻榻米式，方席寻丈，壁饰诸友合作的长幅杂画，不时邀集斯文朋友，对坐其中，吟诗作画，以消长日。那时经常见面的艺术界朋友有杨清馨、郑午昌、张碧寒、王纪干、陈定山……”
如今鉴别书画一言九鼎的徐先生，当年第一次实践鉴别就栽了跟头。
18岁那年，他看上了一幅据说出自王原祁手笔的画。王原祁与王时敏、王鉴、王翚并称“四王”，位列清初六大家。徐先生一向偏好四王的画，他细细审辨良久，终以20两黄金的价格购下。可后经明眼人鉴别，他重金换回的竟是赝品!
1937年夏，上海博物馆举办《上海市文献展览》。徐邦达应邀协助这一展览的古书画征集、检选、陈列工作。这是他正式涉足鉴别的开始。
展览之后，博物馆的董事长、收藏家叶恭绰先生，又延聘徐邦达撰写了《上海市文献展览古书画提要目录》。痛惜的是，徐先生的这部处女作因为“八·一三”事变，叶先生匆忙离沪而不幸佚失。
四十年代，徐先生的画艺已名噪江南。抗战胜利后，他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此后一年，他又应聘为上海美术馆筹备处的顾问。这期间，徐邦达在沪举办了自己第一个画展。
四十年代末，徐邦达迁居嘉定县城。在这里，他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画及诗词，鉴赏水准也随之提高。回忆此间生活，他说：“与画友孙祖勃君朝夕过从，讨论艺事，最为欢洽。”
《古书画过眼要录》正是从这时开始编撰的。当然，此时的徐邦达并没有想到这部书会延续一生。
为觅国宝他当起了“侦探”，短短数年，故宫博物院绘画馆成了佚失国宝聚汇之家
新中国成立，徐邦达与大收藏家、鉴定家张珩一道，被新成立的上海市政府聘为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后调至北京就任中央文物局文物处业务秘书。从此，开始了以收集、鉴定古书画文物为主的生涯。
1953年秋，徐邦达赴故宫博物院参与绘画馆的筹建。
新中国初创时的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仅是昔日紫禁城藏品的十分之一，书画卷册就更微乎其微了。紫禁城的藏品，除一部分古书画卷册被溥仪带到东北，大部分散落民间；其余九成以上在解放前夕运去了台湾。
摆在徐邦达等人面前的是如何才能使故宫博物院绘画馆藏品尽快丰富起来。为此，他跋山涉水奔波于各地，悉心察访。任何一点信息、一点线索，他都不放过。
北京琉璃厂，是徐先生经常光顾的地方。1953年一天傍晚，他照例来此徘徊，无意间竟在宝古斋发现了《水村图》的线索。店老板告诉他，前天有个来自东北通化市郊县大栗子沟的老者，到店里称其家藏有许多珍稀古书画，并开有一个单子，其中就有《水村图》。
老板见老者灰头土脑一副乡下人打扮，加之自己对古书画价值也有些懵懂，就没把这当回事。说给老相识徐邦达听，也只是聊博一笑。谁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徐邦达仔细看了单子，心一下就被《水村图》勾住了。
他记下单子的主人姓王，立即与东北的文物机构联系，点名要《水村图》，请他们快些派人到大栗子沟收购。去者是个书画鉴定的门外汉，花了200元，购得一帖有赵孟頫署名的卷册。徐先生展开那购回的卷册，简直哭笑不得。赵孟頫的山水画，采用的是干笔勾皴的方法，姿态纵横，轶出旧轨，此卷虽墨色斑驳，年代久远，但绝非出自赵氏之手。为了《水村图》真迹，徐先生找到一位熟识的文物商，委托他去东北收购《水村图》。这位文物商到大栗子沟，与王姓老者消磨了许多时日，交上朋友。闲聊中文物商得知原委，原来那位收购员是以官方身份出现的，王氏怕露了底被国家无偿征收，所以才以假充真糊弄了他。文物商凭借私商的身份，以8000元买下《水村图》带回北京，徐邦达仔细鉴别后，认定是赵孟頫的真迹，遂说服文物局领导，加价二成，将卷册购回，由国家收藏。
五十年代，徐邦达听北京琉璃厂经营书画文物的靳伯声说，曾任国民党吉林省政府主席的郑洞国，率部起义时，曾将一些价值极高的书画珍品，藏在一个小皮箱中。皮箱中的珍品就是溥仪当年从紫禁城带出文物中的一小部分。这些珍品中有唐代人临摹的《王方庆万岁通天进帖》。“万岁通天”是武则天的一个年号。据史载：武则天曾传问晋代大书法家、一代书圣王羲之后人王方庆有无王羲之手迹，王方庆遂向宫进帖10卷。此外，还有五代后唐画家胡环的《卓歇图》，五代杰出书法家杨凝式的《夏热帖》，元代着名画家王蒙的《太白山图》卷等共5件。
民国成立十数年后，溥仪预感到紫禁城不可能成为久居之所。他请来宫中遗老，对宫中所藏文物字画清点核查，打上宣统御览之印，悄悄将其中1200余件书画卷册，带出紫禁城。先是藏于溥杰家，后又带到日本人卵翼下的伪“满洲国”“都城”——长春。
1945年春夏之交，苏联红军攻入东北，溥仪仓皇出逃，“宫中”一片混乱，许多文物字画就此散落民间，不知去向。
翌年，国民党军进驻东北。郑洞国来到长春，他很喜欢字画，于是请来靳伯声为其代为收购。靳于此间为郑购了不少珍品。
为了征集书画珍品正日夜奔波的徐邦达，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极有价值的线索。他开始追踪探访，得知1948年10月，郑洞国率部起义前，装有5件珍品的皮箱，始终带在身边。直到起义与解放军接洽时，才将皮箱交给负责接收的解放军部队。当时说是代管，但事后再无人提及此事。徐邦达了解到这些情况，立即通过有关人士查访当年负责接收的部队，终于在那个部队存放文件的保险柜中，找到了那只皮箱。
可打开皮箱一看，5件珍品只剩下两件，另外3件去向不明。徐邦达并未就此罢手，而是千方百计穷究线索，几经辗转，终于又找到了另两件。
就这样，短短数年，徐邦达不辞辛苦，悉心查访，经发掘和抢救，绘画馆就汇集了3000多件“失散重聚”的珍品。
为救国宝，徐邦达“蛮横”挤占夫人的机会，面见李瑞环陈言
九十年代以来，许多文物被送上了拍卖市场。徐先生对此忧心忡忡，他担心文物珍品通过这一渠道流出国门。因而，他不顾年事已高，总是倾尽全力保护着国宝，不使它们流出国门。
一次，徐先生得知自己极其珍视的、流失民间的“清代四僧”之一石涛的墨竹《高呼与可》要上市拍卖，便四处游说，希望国家出资买下这一珍品。
恰巧那些天，徐夫人滕芳女士正好因住房问题要见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她想让徐先生同她一道去，徐先生说自己没有什么事，就不去了，但希望夫人跟李主席谈谈购买《高呼与可》的意义。
滕女士深知徐先生向来把国事看得比家事重，却故意开玩笑说：“我不谈。第一，我不是故宫人；第二，我不是徐邦达，不懂书画鉴定。要谈，你明天同我一起去谈。”徐先生默不作声回自己卧室就寝了。
躺在床上的徐先生，却无法合眼，半夜起身去敲夫人卧室的门，一边敲一边说，“我睡不着，我想明天还是和你一起去。但我求求你，明天去时不要谈住房的事了，谈《高呼与可》的事。你给故宫做件好事，我谢谢你了。”
第二天到李瑞环主席处，徐先生进门就谈购买《高呼与可》的事，他说：“建国初期，国家经济困难得多，但仍拨出巨款将‘三希堂’珍藏的三部稀世字帖中的两部买了回来。”李瑞环当即表示《高呼与可》应该由国家购买。
从李瑞环那儿出来，徐先生异常兴奋，拉着夫人说：“走，到昆仑饭店上海茶馆吃包子去。”滕芳嗔怪道：“应该由故宫请客。”
这个被称为“国宝护神”的老人，为国鉴考、收购、征集传世名迹不下三四万件，而他自己家中除了自己的画作和仿真的古书画，几乎没有古董文物。谈到这一点，老人这样回答：“作为鉴定家，既然姓了‘公’，就不作个人收藏家。”
这个姓了“公”的鉴定家，“文革”结束从干校重返紫禁城，丢下锄头首先想到的还是利用有生之年，多为国家鉴考征集古书画作品。这时的徐先生已届古稀，可他不顾年迈，不辞劳苦带领杨新(现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等一批中青年助手，跑遍了全国80%以上的省、市、区的博物馆、文管会、文物商店，对所藏古书画进行了一次综合考察。
此次考察车马劳顿，耗时五六年，行程数万里，鉴定书画作品约四万件左右，对一个古稀老人来说，确实太辛苦了。考察中，在青岛博物馆的次等文物堆中，发现了国家级珍品唐代临摹的怀素《食鱼帖》；在云南博物馆的参考品中发现了宋代画家郭熙的《溪山行旅图》中轴，元代“四大家”之一黄公望的《雪夜访戴图》等稀世画作。如若不是徐先生慧眼识之，这些稀世国宝的命运恐怕不是至今还压在箱底就是被随意处理了。
画艺、书艺原是“养在深闺人不识”，一朝出“闺”天下惊
1991年4月3日，台湾清韵艺术中心，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徐邦达画展在这里开幕。老先生清雅峻爽、功力深厚的山水画令台岛书画界为之倾倒。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副院长江兆申以及其他书画界知名人士纷纷观看了画展。
令人感慨的是，此次画展距徐先生第一次画展，竟相隔了50年——半个世纪。
徐先生画展在台湾引起轰动的消息传至内地，许多人都盼着能一睹他笔下风光。
1997年7月6日，徐邦达书画展在南京金陵艺术馆开幕，书画界终于可以大饱眼福了。
前来参加开幕式的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以及书画界人士都大吃一惊，这么精彩的艺术，以往竟然不知。平日里，大家只知老先生是享誉海内外、一言九鼎的大鉴定家，却不知他也是丹青圣手和诗人。展览中的书法作品以及画中题款大都为老先生自己的诗作。
徐邦达因书画之缘而鉴定，因鉴定而每日里与书画耳鬓厮磨。他做了国家的鉴定师，为了集中精力，为国家收集、鉴别大量的书画名迹，这个当年名噪江南的画家，数十年来未曾动笔创作书画。令人遗憾之余又非常感动。直到八十年代初，在他的学生、至交的一再怂恿下，徐先生才重拾画笔，人们也才有幸欣赏他的书画艺术。
对于古迹名作，徐先生还具有摹以乱真的本领，这是他30岁以前的事了。现存加拿大的摹本奚冈《松溪高逸图》是他18岁时所临，现存新加坡的张中《芙蓉鸳鸯图》是他24岁时所临。这两幅画作至今已经历了60多年风尘，那陈旧的面孔，令行家一眼望去竟觉真迹一般毫无二致。
徐先生的书法，同他的绘画一样，博采众长，舒缓而有节律，不弱不霸，沉稳自若。他的书法，典雅中和间透着清劲俊逸，如他的画，也如他的人。
已过米寿的老先生，从事书画创作和鉴别研究，已有70多个春秋，成就卓着，声名远播海内外。然而，他却常说：“鉴赏古迹也罢，创作书画也罢，越深入就越觉难了，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很多，我还没有学好呢!”
多么可爱又可敬的老人，面对着他，时光仿佛倒流了许多年。他仿佛就是满腹经纶而隐逸山林的名士，又像是虚怀若谷而抱负深远的仕者。这就是他——“国宝护神”徐邦达。
代表作品
着有：《古书画鉴定概况》、《古书画伪讹考辨》、《古书画过眼要录》、《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中国绘画史图录》、《重编清宫旧藏书画目》、《改编历代流传绘画年表》、《古书画伪讹考辨续编》等。曾于1981年赴澳大利亚、1985年赴美国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