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跪求10篇時評
步行街是非建不可的嗎？
2月1日，鄭州市十三屆人大二次會議上，鄭州市市長趙建才做政府工作報告，公布今年將要實施的一系列民心工程和經濟領域的重大措施，其中有一條規定「為培養夜間消費，市內各區至少建設一條夜市步行街」（2月2日《河南商報》報道）
步行街確實能夠對經濟的發展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德化夜市步行街更是成了鄭州市的城市坐標。鄭州市政府每每誇耀德化步行街，自豪之心溢於言表，希望鄭州市的每個區都要像德化街一樣，可見德化夜市步行街不但對經濟起到了刺激作用，更是撩撥了官員們建功立業的急迫心情。但現實情況是，在鄭州市的每個城區都建設一條步行街是否合理？
鄭州市德化步行街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不外乎一個重要的原因：地利！德化街位於鄭州市的中心，周圍有中原區、二七區和金水區遙相呼應，購買能力相對較強，能夠在鄭州市政府口上誇耀，並非不無道理。而政府工作報告卻要求每個區都要向德化街學習，試問金水區和二七區能夠有德化街這樣的條件嗎？在每個區建設一條步行街明擺著就是趕鴨子上架嘛！
再者說，建設那麼多的步行街對鄭州市的市民有什麼好處？誠然，步行街能夠帶來一個城市的消費新熱點，帶來的利益直接有效。政府的一句「為培養夜間消費，市區內至少建設一條夜市步行街」也看似大手筆、大氣派，今年鄭州市的GDP又向前推進了多少多少……只是，因為這些夜市步行街的建設，鄭州市在某些民生建設方面會顯得捉襟見肘，改善民生之類的建設只能「押後規劃」……但是，與政府不同的是，老百姓關心的不是今年的GDP又增長了多少，而是有足夠的住房沒，夠錢看病沒，城市基礎設施完善沒等等，在老百姓眼裡，沒用到老百姓身上的GDP再怎麼增長也是白搭。
就在鄭州市十三屆人大二次會議宣布市區內各區至少建設一條夜市街的當天，鄭州市西大街與南順城街交叉口南路東人行道上發生了坍塌事故，附近的商戶證實去年這里就曾經出現過較大面積的塌方，而市政人員雖在塌方洞口擺放警示標志並定時巡查，但卻一直沒有修復塌方路面。鄭州市有心為市民們辦實事，為了不將預算用在改善與老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民生問題上呢？多建幾條步行街確實能夠促進了刺激了經濟的增長，可是對老百姓來說有什麼用，該塌方的還是照樣塌方，不因為幾條步行街的出現而有所收斂，把錢用在改善老百姓的民生問題上有何不可，為什麼死較真非要規定每個區都要建設一條步行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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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講1號文件或春節習俗。
1號文件的二代農民工也稱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生活，他們生在城市，長在城市，然而他們沒有城市戶口，習慣了城市生活確無法融入這個社會。
春節的就跟多了。
「新生代農民工」又稱「農二代」，他們沒有「富二代」、「官二代」那麼多可以仰仗或繼承的資源，因而對社會公平和平等競爭的渴望格外強烈，權利意識也比父輩明顯要強很多。社會轉型期以及城鄉二元體制的打破，讓「農二代」得以走出土地和大山。但「農二代」的生活質量不是擁有幾件名牌、有一套城市住房就能改變，他們需要在就業、擇偶、交友、求學等權利生活層面，擁有和城市人同樣的機會。如果只是把他們定位於農民工的後代、城市基礎建設力量的接棒者，則註定他們還將延續父輩的命運軌跡，更強化社會固有的出身論和血統說等不良觀念。「新生代農民工」之「新」，不僅「新」在年齡，更應「新」在群體生態和生活質量。「新生代農民工」的提法，更應成為一個權利進步符號。
進城打工，對於老一輩農民工來說，既意味著生產方式的轉變，也帶來打破原有簡單社會關系，融入陌生和新鮮城市生活的新希望。而他們的後代生活得如何，則是這一群體最為關心的問題。毫無疑問，「新生代農民工」的崛起，對城市文明、公民意識是個考驗，更催生社會公平和權利制度向深層次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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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諾獎面前，我們更需要自省
今年的諾貝爾獎已陸續頒出，又沒中國什麼事兒，唯一讓不少人稍感安慰的是，獲物理學獎的高錕是華裔。
對此，大家好像已經習慣了，因此基本聽不到有關官員和科技精英們反思的聲音，倒是楊振寧先生又說話了：在20年內，中國本土包括香港、澳門一定會有諾貝爾獎級的科技成果出現。
感謝楊振寧先生！他的預測，像打氣，也像安慰，更像精神按摩，來得又及時，聽著讓人心裡舒服。不過如果因此而把眼光投向這個「20年內」，對眼前的絆腳石視而不見，或者視而不願見，那這個「20年內」過後，恐怕還得再來一個「20年內」也說不定。
我的意思是說，別太把楊振寧先生的話當回事，對中國來說，他畢竟是個旁觀者。在諾獎面前，我們還是多一點自省更牢靠些。可這一點，恰恰是我們一些人的短板。不是嗎？請看有關人士的眼光：去年，科技部發展計劃司一官員與網友在線交流時指出，到2008年國家科研院所3775個，中國科技人力資源4200萬人，位居世界第一，媒體報道時的標題是「我國科技人力資源居世界第一位」；內地雖然尚沒有一所大學排名進入世界20強名校，但不久前教育部有關人士卻宣布，「中國科研能力世界第五」，依據的卻是論文數量。這個「世界第一位」和「世界第五」已是了不得的成就，好像世界科技水平的高低是稱體重稱出來的，而不是諾獎評出來的。
而另一方面，我們卻對學術腐敗保持高度的寬容，彷彿「士林之恥」也成了摸不得的老虎屁股。不是嗎？涉嫌論文抄襲的廣州中醫葯大學校長徐志偉、遼寧大學副校長陸傑榮、武漢理工大學校長周祖德等人，至今沒聽說他們有誰丟了校長職位。中國科學家拿不到諾獎，我們痛心、焦慮，但這些抄襲了人家的論文還顧盼自雄的大學校長們，在基本學術良知和規范面前「王顧左右而言他」，甚至整個社會都對他們輕聳雙肩，顯出一臉無可奈何狀，那就更令人痛心、焦慮！
輕松愉悅地展望未來，比清除學界的積弊要容易得多，也更容易獲得掌聲，但卻未必有多大的用處，反而容易麻痹人的神經：好像這諾獎也會搞「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那一套，風水輪著轉，就是輪也該輪到中國了似的。如果連對揭露出來的學術腐敗都沒有痛下狠手的決心，要從根本上遏制學術腐敗恐怕也得來個「20年內」了，這只能讓我們離諾獎越來越遠，而不是越來越近。
我們從來不缺少表揚和自我表揚，不缺少安慰和自我安慰，我們缺少的是深刻的自省精神。中國又一次在諾獎面前失落了，當此之時，我們最需要聽到的是自省的聲音——當然沒有「20年內」的算命聽著舒服，但這樣的聲音更能給人希望。（張金嶺）
2. 公開真相會引發恐慌？荒唐！
新華網北京7月21日電（記者周芙蓉）近日，「鈷60將爆炸」的謠言在河南杞縣流傳，造成部分群眾恐慌，逃離家鄉，前往附近縣市「避難」。
網上謠言源於一個多月前杞縣利民輻照廠發生的卡源故障。6月7日，該廠在完成輻照辣椒粉作業後，因被輻照的貨物倒塌，造成放射源護源架傾斜，致使放射源未能降入源井內，發生了卡源故障。卡源故障會不會造成輻射和污染、會不會影響群眾生命健康，是群眾最急切想知道的。
然而故障發生後一個多月內，當地政府始終沒有公開發布信息。直到7月13日，開封市政府才舉行了新聞發布會。而正是在這一個多月里，「鈷60將爆炸」的謠言藉助互聯網在當地傳播，部分群眾逃離家鄉「避難」。
遲到的政府新聞發布會，面對已經四處蔓延的謠言，顯得軟弱無力。17日，「杞縣發生核泄漏」「杞縣核泄漏造成多人死亡」等謠言仍在通過互聯網和手機簡訊流傳。當天下午，一些群眾乘坐計程車、三輪車、拖拉機等交通工具從多個方向離開杞縣。
為什麼事發一個多月，政府不公開發布信息辟謠？開封市環保局有關負責人在新聞發布會上解釋：一方面是因為情況不嚴重，沒有輻射和污染；一方面是為了避免引起恐慌。對這樣的解釋，人們恐怕只能報以荒唐可笑的評價。
謠言止於公開真相，這是極其淺顯的道理。杞縣利民輻照廠卡源故障是否屬於「核泄漏」、是否會造成環境污染、是否危及當地群眾生命健康，政府最有條件了解事情真相，最有責任及時、詳細地公布事情真相。只要及時公布真相，群眾自然會作出正確反應。即便真的發生了「核泄漏」事故，及時公布真相也有利於及時疏散群眾、保護群眾。反之，掩蓋問題、迴避矛盾，只能使謠言滿天飛，社會秩序混亂。
杞縣部分群眾選擇相信謠言，不是他們不願意相信當地政府，而是當地政府不相信群眾、不尊重群眾的知情權。在中央高度關注民生問題的今天，當地政府的這種行為令人痛心
3. 公車送新生是最糟糕的「開學第一課」
一組曝光湘潭大學門口大量公車送新生上學的圖片在網上熱傳，照片顯示，湘潭大學門口簡直是公車大聚會，從公檢法用車到國土、衛生監督用車，甚至血防專用車，無所不有。同時，記者還注意到這樣一個學生，一個人擔著行李，走了10多公里來報到的新生。因為怕遲到，這個農村男生早上6點多就起身了，他之所以不搭車，就是因為怕花錢，走10公里路，至少把中午的飯錢省出來了（9月2日《廣州日報》）。
新學年開學了，各式各樣的「開學第一課」也紛紛走入了課堂，教育部甚至組織全國中小學生收看專題片《開學第一課》。在這種開學氣氛之下，「公車送新生」在全國各地集體上演的鬧劇，無疑是最為糟糕的「開學第一課」。
不必諱言，對於國內的絕大多數寒門學子來說，每年的新學年開學之際，都會親眼目睹到「公車送新生」這一幕。此時此刻，寒門學子一定會在心中打翻了「五味瓶」：是艷羨，是妒忌，是不平，是辛酸，是屈辱，還是憤怒？
與此同時，那些脫離了普通學生身份的權貴子弟，悠然端坐於父輩權力所驅馳的公車中，一瞥之間望見窗外肩扛手拎的寒門學子，又會升騰起怎樣的心情呢？是驕傲，是得意，是不忍，是羞慚，還是麻木？
無論如何，一條根植於「代際效應」的「心理代溝」，已不經意地在校門口一劃而過，把同一個屋檐下的學子劃分得涇渭分明：一邊是「富二代」，另一邊是「貧二代」；一邊是少數特權家庭的成員，另一邊是大多數普通民眾的陣營。
一瞬間，我們心中彷彿於無聲中聽見一聲驚雷，所有關於諸如「人人生而平等」的教育，都將在公車駛過之後被碾壓得一地粉碎。在顯意識或潛意識里，學子們會再次確認自己的「身份」和「權利」，明白自己位於不公平處境中的哪一端。
一年又一年，類似的一幕總是在不斷上演，所有的學子也都會漸漸麻木。無論是車中人還是車外人，都對呼嘯而過的公車見慣不怪。然而，所有的學子也許都會認定：這個社會是不公平的，並且也是不可改變的。這正是最糟糕的結果。
事實上，面對最為強有力的社會現實，一切說教和口號都是蒼白無力的。學校外堂而皇之呼嘯而過的一輛公車，頓時讓學校內的諄諄教導都變得可笑。這對於學子們樹立人生觀、世界觀，無疑將會造成極為深刻的隱傷。
所以，「公車送新生」是最糟糕的「開學第一課」，關鍵在於它確認並強化了社會不公正，不利於廣大學子樹立積極向上的信念。這一點，必須引起教育部門的高度重視，會同全社會一起採取強有力的措施，取締這個最糟糕的「開學第一課」。（浙江宣華華）
4. 少用「不明真相」是地方政府和媒體的責任
雲南省陸良縣近日發生群體性事件，百餘群眾與維持秩序的民警發生沖突。在當地個別新聞報道中，稱「不明真相的群眾在一小撮別有用心的農村惡勢力煽動下……」。藉此，雲南省委宣傳部下發通知，要求省內媒體在報道類似突發公共事件時，禁用「刁民」「惡勢力」等稱謂，不得隨意給群眾貼「不明真相」「別有用心」「一小撮」等標簽。
近年來，一些地方在發布有關群體性事件的信息時，愛用「不明真相人員」「不明真相群眾」等詞句。像雲南如此明確媒體在群體性事件中禁用「不明真相」等形容詞，在我國還是頭一次。雲南省委宣傳部要求當地媒體，「對於沒有充分事實依據就給群眾亂扣帽子、亂貼標簽的行為，即使是一些地方和部門提供的新聞稿或召開新聞發布會的說法，新聞媒體也應該拒絕報道」。此做法值得其他地方在處理群體性事件中借鑒。
對於群體性事件，一些地方至今還有「捂」的慣性思維。雲南省委宣傳部提出「快報事實」的主張，有利於避免謠言傳播，有利於消除群眾怨氣，有利於維護社會穩定。人民內部矛盾中大多數群眾的共同訴求都有合理的地方，在互聯網普及、信息傳播便捷的今天，掩蓋矛盾往往是掩耳盜鈴，其結果不利於及時制止損害百姓利益、忽視群眾訴求現象，反而有可能使「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發布群體性事件原因，不能張嘴就來。雲南省委宣傳部提出，各種公共突發事件和群體性事件雖然誘因復雜，但往往與黨委政府決策不當、工作不力、作風不實等問題有關。《關於實行黨政領導幹部問責的暫行規定》明確，要對「在行政活動中濫用職權，強令、授意實施違法行政行為，或者不作為，引發群體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黨政領導幹部進行問責。在事件尚未完全平息、人民群眾合理訴求尚未得到圓滿解決、權威調查結論尚未做出的情況下，一些地方領導幹部隨意用「不明真相」等詞句給事件「定性」，有敷衍視聽、推卸責任之嫌。這不利於社會穩定，不利於事件處理，不利於相關責任人吸取教訓。
當群體性事件發生時，少用「不明真相」等詞句、少指責成百上千的群眾，實際有利於及時化解矛盾、平息民怨。這是新聞媒體的責任，更是對地方政府提出的要求。
5. 風險時期考驗治理真智慧
當前我國發展正處於一個戰略機遇期和矛盾凸顯期。頻繁發生的集體上訪和群體性突發事件，以及關乎公共安全的衛生、環境和災難等事故，昭示著高風險時期的來臨，對各級政府應對危機的能力提出了嚴峻挑戰。從近期發生在湖北石首、吉林通鋼的群體性事件可以看出，有些地方政府應對公共危機的能力仍然欠缺，利益協調、信息公開和風險預警等機制亟待完善。
群體性事件和公共安全事故頻繁發生
進入新世紀以後，我國人均GDP邁上了1000美元的台階。從一些國家的發展經驗來看，這意味著社會公共安全進入了高風險時期。從整體上看，當前我國社會是和諧穩定的。但也必須看到，我國正處於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特殊歷史時期，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人們的思想觀念深刻變化，導致影響社會穩定的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多，高風險發展階段特徵明顯。
風險時期的主要標志是各種群體性事件呈高發態勢，規模和影響不斷擴大。僅在過去一年，全國就發生了一系列轟動性群體性事件，如貴州甕安、雲南孟連、甘肅隴南先後發生激烈的警民沖突……
今年初，中央綜治辦主任陳冀平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當前涉及農村土地徵用、城鎮房屋拆遷、國有企業改制、涉法涉訴、退伍軍人安置等方面的上訪和維權問題仍然比較突出，因非法集資、大學生就業、醫療養老和環境污染等誘發群體性事件的因素正在增多。遏制群體性事件多發態勢是一項艱巨任務。
值得警惕的是，一部分群體性事件往往因一些偶然事件引發，參與人員沒有明確的組織，許多人並非利益相關者，主要是發泄不滿情緒，而沖擊對象往往是黨政機關或國家工作人員。貴州甕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都呈現出以上特徵。
風險時期的另一特徵是涉及公共安全的衛生、環境和災難等事故頻繁發生。從非典危機到甲型流感，對我國傳染病控制體系提出了嚴峻考驗；松花江苯污染、陽宗海砷污染，對片面追求經濟增長、忽略生態環境保護的發展思路敲響了警鍾；地震、洪澇和台風等自然災害及安全生產事故，對政府保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應對公共危機，消極懈怠必釀大禍
從去年以來先後發生的一些影響較大的公共安全事件可以看出，有些地方政府應對危機的能力仍然欠缺，化解矛盾消極懈怠，貽誤解決問題的最佳時機，致使矛盾激化釀成大禍。
以三鹿奶粉事件為例，石家莊市政府於2008年8月2日接到三鹿集團公司關於三鹿牌奶粉問題的報告後，在8月2日～9月8日的38天中，未採取積極補救措施，從未就三鹿牌奶粉問題向河北省委、省政府做過任何報告，也未向國務院和國務院有關部門報告，導致事態進一步擴大，釀成舉國震驚的重大食品安全衛生事件。
今年6月17日晚，湖北省石首市某酒店門前發現一具男屍，當地警方調查後初步認定為自殺。由於對死因表示懷疑，親屬將死者屍體停放在酒店內，引起數千名群眾聚集圍觀，隨後引發激烈的警民沖突。一起非正常死亡案件迅速演變成重大群體性事件，深刻教訓是：事發後民間謠言流布，政府卻沒有及時出面澄清事實；圍觀群眾開始聚集時，政府也沒有足夠重視，主要領導更沒有在第一時間趕到現場。
當然，也有些地方領導很委屈，因為公共危機發生後，他們很賣力地「迅速反應」過。今年5月湖南省瀏陽市鎮頭鎮發生鎘污染死人事件後，瀏陽市委市政府迅速組織專家進行鎘檢測，隨後湘和化工廠被永久性關閉，工廠法人代表被刑事拘留，瀏陽市環保局局長和分管副局長被停職。與此同時，瀏陽市積極對話村民和死者家屬，協調治療、賠償等相關善後事宜。盡管如此，7月29日，仍有數百名村民涌到鎮政府，要求檢查身體與生活補助。第二天，上千村民圍堵鎮政府、派出所。
政府為何吃力不討好？瀏陽市副市長蔣國平在接受半月談記者采訪時認為，化解民怨需要准確理解群眾訴求，否則也是一種消極懈怠。鎘超標到底對身體有多大影響，應該怎麼治療？當地村民未來生產生活會受到多大影響，如何修復？在對群眾進行物質補償的同時，是不是應該更多一些精神安慰？這些更需要政府深入了解受害群眾真實訴求，才能把問題解決到點子上。
利益協調和信息公開是關鍵
高風險時期，預防和處置各類風險，首先必須要有高度的預見力，及時制定各類風險應急和長期預案。
尤其對於目前群體性事件頻發的態勢，各級黨政部門要深入開展矛盾糾紛排查和調處工作，將隱患排除在萌芽狀態。雲南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李漢柏總結說：「各種群體性事件雖然誘因復雜，但矛盾的焦點都集中在黨委、政府和群眾的關繫上，往往與黨委政府決策不當、工作不力、作風不實等問題有關。」
其次，在各類風險「變現」之時，政府應該加強執行力，迅速作出反應化險為夷。特別是在資訊傳播速度空前加快的高風險時期，各級政府化解危機的執行力正在經受嚴峻的考驗。有專家指出，很多讓網路炒得沸沸揚揚的事件，原本可以低成本收場，卻始終沒有出手，最後變成了網民做主政府埋單，付出了極大的社會治理成本和政府形象修復成本。
此外，溝通能力也是一些地方政府目前存在的很大弱項。領導幹部應該帶著對人民群眾的深厚感情，積極主動為群眾排憂解難。綜觀各種群體性事件的背後，往往存在領導幹部作風飄浮、漠視群眾利益和干群關系緊張等問題。雲南省委副書記李紀恆曾就孟連事件痛斥道：「說話沒人聽，幹事沒人跟，群眾拿刀砍，幹部當到這份兒上，不如跳河算了！」
決策透明、信息公開是對政府溝通能力的又一有力考驗。杭州「飆車案」一審判決後，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立即召開新聞發布會，由審判長對判決結果進行詳細解讀，供公眾議論、審視、評判。一些社會事件發生後，公眾之所以不信任事發地執法、司法機關，正是因為這些部門長期以來總是認為自己對事件的處置具有天然的權威性，極端漠視群眾的知情權。西湖區人民法院的上述做法，正是在改變這種心態，以坦誠換取公眾信任。 （記者伍曉陽）
6. 水價上漲的最大推力並非「外資」
據《經濟觀察報》報道，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官員及有關專家正在就水價在部分城市調研。此前，中國多個城市上調水價，外資水務企業被認為是漲價的操縱者，並被指壟斷了中國水務市場。
關於水價上漲的各種說辭，已談論頗多。此次住建部出面將外資作為重點對象展開調研，足見水價上漲一事已經引起中央的高度關注。其實，關於「水價上漲乃外資操縱之嫌」的論調早前也有人提過，但是，基於我國目前水務市場現狀，外資雖佔有份額但仍然較低，能否達到壟斷之勢有待考證，若說間接影響或不為過，然致以「操縱」一詞，或冠以「外資威脅論」之名，恐言之過重。
單從市場行為角度來看，外資進駐我國部分城市的水務市場，對效益低下的企業實施合並重組屬於正常的市場行為。雖說操縱之嫌言之過重，但論及水價上漲的幕後推手，倒確實有些問題值得深思。
首先，出於戰略考慮，外資自然要不惜血本拿出遠高於企業凈資產的價錢實現其跨期收益，但是，深入思考，受益者絕不只是外資一家。誠然，長期來看，外資在既定的特許經營期限內，的確要通過提價來收回成本，但這與水價上漲的關系間接性強，而直接性弱。
近幾年來，大規模的外資高溢價戰略之所以屢試不爽，根本上是地方政府短期行為所致。一方面，外資合並讓地方政府攫取了短期的溢價收益，並巧妙地利用水價上漲將外資水價成本轉給了消費者；另一方面，外資合並以後，水務企業冗員龐大的包袱，也同時轉讓給了外資。
其次，供水的根本症結尚未破題。從公共用水的受益范圍來看，屬於全國性公共品，若再加上國家安全的戰略考慮，水資源供應理應由中央政府來提供。而從我國當前的情況來看，水務行業管理重心卻在地方，水價調整的決策權歸於各地省級政府。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絕大部分省又把決策權下放到城鎮政府。地方政府提供供水的公共服務能力各異，且供水服務本身盈利水平低下，受政績觀的影響，地方政府自然更願意把這個包袱轉出去。
再次，水價形成機制透明度低，監督缺乏依據。從理論上看，構成自來水水價的基本公式為：水價＝水資源費＋（成本＋正常利潤）＋污水處理費。但是，具體到每個環節都離不開地方政府和供水企業的「捂捂蓋蓋」。目前，我國關於水價成本監審的法律法規尚未形成，無形之中又擴大了地方政府在調整水價時討價還價的空間和自由裁量權。如果外資的利益訴求與地方政府政績捆在一起，恐水價上漲的暗箱操作可能更大。
因此，水價上漲其背後最大的推力來自於誰，還不能簡單地以外資操縱妄下定論。但也從另一個側面給我們敲了一個警鍾。
一是作為具有國家戰略安全的水資源供給，政府要麼創新機制，尋求更為有效的供給方式，要麼在有效方式尚難找到的情況下，需要中央政府的積極介入，負責起全國水資源的分配和供給；
二是，地方政府的短期行為是與中央博弈的結果，政府失靈比市場失靈更可怕，治理水務市場，要下大改革力度，與地方政府政績掛鉤，供水企業減員增效是改革必經的過程，不可迴避之；
三是，中央對於水務行業要上升到戰略高度全面考慮，盡快採取措施，制定可行性辦法，建立有效的監管機制，否則，長此以往，地方政府定會競相將城市供水企業紛紛外包。待到日後，外資大規模進駐之勢形成之時，恐「外資威脅論」就不再是今天的「狼來了」。
6. 從昆明立法保障談如何看待輿論監督
最近，昆明市擬將保障新聞輿論監督列入地方法規，有專家認為，將「文件支持」轉為「立法支持」，是「破冰之舉」。由此回首輿論監督之路，不禁感慨萬千。進而想到我們對輿論監督究竟該怎麼看的問題，以期能進一步形成共識，為輿論監督創造良好環境。
首先，輿論監督應當納入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的制度設計。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確保權力正確行使，必須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這個陽光，首先應當是一種制度環境，指的是在制度設計上要充分體現對權力的制約、協調與監督。這個監督毫無疑問應包括輿論監督。同時，輿論監督應當作為監督權的一部分，和決策權、執行權一道，進入權力結構與運行機制的制度設計，這樣才能真正發揮其威力與作用。
其次，輿論監督應被擺在重要位置。溫總理曾經說過：「只有人民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由於輿論監督特別是媒體的輿論監督具有其先天性的內在優勢，因而輿論監督是各類監督中最有活力和魅力也更具有潛力的部分。只有充分賦予媒體輿論監督的權力，只有充分發揮媒體輿論監督的作用，權力才不會不作為、亂作為、私作為、選擇性作為和恣意妄為。
其三，輿論監督也是主旋律。一味的稱頌只會讓被稱頌的人陶醉，身處危境、困境而不自知。對危險、矛盾、問題的視而不見，當駝鳥，只會坐等社會情緒發酵，等來的不會是社會的和諧穩定，反而是不和諧不穩定。惟有無處不在的眼神和聲音，在睽視、在提醒、在提防、在瞭望，我們才能避過航行途中的險灘暗礁，風正氣順一帆懸。因而，主旋律，應當既包括報道真、善、美，也揭露假、惡、丑。對前者的崇尚和對後者的鞭撻，有機統一於社會的主旋律。二者的相互作用、協調、配合，才會形成一種精神，體現一種氣度，凝聚一種力量，成為主流、主導，達致和諧、和美。對真善美的弘揚會激勵人向上，對假惡丑的批評會迫使人向上，這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也是社會進步的辯證法。
其四，只有敢於進行輿論監督的媒體才更有公信力和影響力。在互聯網、手機等新技術條件下，一個地理位置上極為偏僻的地方發生的一件事，只要其本身具有足夠的社會關注度，要不了多久，地球人都會知道。在這種情況下，主流媒體如果對一些不正常的現象、問題不揭露，對一些事件背後的隱性矛盾不分析，公眾就不太會信任你，最終還會離開你。不斷失去讀者，主流媒體就會逐漸邊緣化。而這，將直接導致黨和政府的主張、意圖、決策等不能有效地傳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