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貨交易法有哪些

Ⅰ 期貨市場的法律規范

1.法律。即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頒布的關於期貨市場的基本法律。我國《期貨交易法》正在起草，已形成該法草案第三稿。《期貨交易法》作為期貨交易的基本法律，是我國期貨市場法律規范體系的核心，應加快立法進程，早日頒行，以實現盡早在此基礎上構建完善的期貨法規體系。
2.行政法規。即國務院在其職權范圍內制定發布的有關國家最高行政管理活動的規范性文件。在目前我國《期貨交易法》尚未出台的情況下，行政法規對規范我國期貨市場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構成調控期貨市場試點工作的主要法律依據。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267號發布，1999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期貨交易管理暫行條例》等。
3. 國務院所屬各部、委制定發布的「部門規章」或「部委規章」，也是期貨市場法律規范體系的組成部分之一。國務院所屬各部、委在自己的職權范圍內，可以制定和發布規章，其包括兩大部分：一是期貨監管機關國務院證券委員會及其執行機構中國證監會發布的有關規章，二是其他部、委制定和發布的有關期貨市場的規章，如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國家外匯管理局、對外經貿部、中國人民銀行等制定和發布的一系列管理辦法、通知等。部門規章在效力上低於法律和行政法規。
4.地方性法規。即由各省、自治區或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制定或批準的規范性文件，如我國第一部關於期貨市場的地方性法規《河南省期貨市場管理條例（試行）》。
5.地方性政府規章。據我國憲法規定，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制定規章，通稱「地方性政府規章」，如1994年上海市人民政府發布的《上海市期貨市場管理規定》。從效力上看，地方性政府規章在整個期貨市場法規體系中是效力最低的部分，不得與法律、行政法規、部委規章和地方性法規相沖突。

Ⅱ 產權交易所規定不得將權益按照標准化交易單位持續掛牌交易，什麼意思這樣的規定有什麼作用

日前，國務院發布《關於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切實防範金融風險的決定》，將先前以各類名目設立的交易所，推到了被清理整頓的風口浪尖。今後，「野蠻生長」的各類交易所或許將結束監管真空期，而投資者的權益保護也將進一步加強。不過，值得關注的是，各類交易所面臨的諸多法律困惑仍有待解決
交易所亂象叢生
近年來，一些地區為推進權益(如股權、產權等)和商品市場發展，陸續批准設立了一些從事產權交易、文化藝術品交易和大宗商品中遠期交易等各種類型的交易場所。由於缺乏規范管理，在交易場所設立和交易活動中違法違規問題日益突出，風險不斷暴露，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
據不完全統計，我國目前非經中央政府批准設立的各種交易場所達300多家，交易標的涉及稀貴金屬、藝術品、股權、碳排放權，以及農副產品、醫葯產品等。如今年以來鬧得沸沸揚揚的天津文交所，以及噱頭十足的華西村商品交易所、中國期酒交易所等等。這些交易所質量參差不齊，存在嚴重影響社會穩定的風險。
日前，在同濟大學法學院、上海市法學會金融法研究會、上海律協期貨專業委員會、同濟大學上海期貨研究院共同舉辦的「交易所規范發展法律問題研討會」上，華東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院長吳弘教授指出了目前國內各類交易所存在的四大「亂象」：
一是交易場所組織者放棄管理，或交易規則設計不合理，或擅自頻繁變更規則，運營模式混亂、交易信息不透明，致使投機分子出沒，違規炒作、價格操縱等風險事件頻發，行情波動劇烈，完全背離規避風險、發現價格的初衷，淪為投機賭博者的舞台，組織者亦牟取暴利，給市場和投資者者帶來了嚴重損失。
二是片面追求交易量，盲目擴大市場規模，通過各種手段吸引投資公眾參與。一些未經正規合法注冊的交易場所四處誘騙投資者開戶交易；一些大宗商品電子交易平台吸收自然人參加交易，直接埋下社會不穩定的隱患。某交易場所試營業一年內，客戶數量已經超過了1萬戶；某交易所的投資者為達到金卡開戶門檻，不惜舉債辦卡，日開戶量曾一度達到300人，平均每天吸收資金1.5億元。
三是一些交易場所未經批准，違法開展變相證券期貨交易活動，將股權、文化藝術品等權益拆分為均等份額公開發行和轉讓，採取集中競價、電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進行標准化合約交易；或採用期貨方式交易大宗現貨商品。如個別文化藝術品交易所將不能分割的品種，份額化後集中競價交易。
四是個別交易場所股東直接參與買賣，甚至發生管理人員侵吞客戶資金、經營者捲款逃跑等問題，如2008年華夏交易所數億元保證金被捲款潛逃，遺留問題至今尚未解決。
除此之外，光大證券法律合規部總經理助理、法學博士胡茂剛也指出了目前國內類期貨交易所泛濫，帶來的一些不規范運作，例如，自營商代理自然人客戶入市，交易佔比畸高；交易制度權威性不足，修改沒有法定程序；客戶資金未實現三方存管；保證金較低或者倉單質押融資超過50%等。
各類交易所「野蠻生長」、「亂象叢生」，有其深層次的原因。在吳弘看來，「既有地方政府受強烈的金融熱情驅動，熱衷於發展本地交易市場，忽視市場建設規律和政府監管責任的現實；也有相關法制尚不健全，存在監管盲區的問題。」
「當年"原始股"欺詐活動教訓應該吸取」，吳弘談道，「不法分子與非法中介機構就是藉助了某些不規范的產權交易場所交易非上市公司股權，被害的投資者數量巨大且具有不確定性，其合法權益遭受了嚴重的損害：由於受讓後沒有合法流通渠道，其股東身份也難以獲發行公司承認，投資者如同持有廢紙一般；一些投資者用自己的血汗錢投入其中，結果錢款被捲走，肥了非法倒賣的中介公司；加上非法交易的行為人往往轉移、揮霍部分或全部資金，查處和清退資金的工作也非常困難，以致釀成群體性矛盾，危及社會穩定。」
由此可見，不規范交易場所問題風險性大，社會影響大，如任其發展蔓延下去，極易引發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嚴重影響社會穩定，必須及時清理整頓。
上個月，國務院發布了《關於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切實防範金融風險的決定》(國發〔2011〕38號)規定，「除依法設立的證券交易所或國務院批準的從事金融產品交易的交易場所外，任何交易場所均不得將任何權益拆分為均等份額公開發行，不得採取集中競價、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進行交易；不得將權益按照標准化交易單位持續掛牌交易，任何投資者買入後賣出或賣出後買入同一交易品種的時間間隔不得少於5個交易日；除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外，權益持有人累計不得超過200人。」
專家指出，我們應乘著國務院38號文的「東風」，認真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對涉及社會公眾參與、採用變相證券期貨方式交易的場所堅決整頓。
監管真空期何時結束
各類交易所亂象叢生的根本原因之一，是監管的缺失，因此，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監管體系制度至關重要。
同濟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學院院長助理劉春彥一針見血地指出，「證券交易所受《證券法》以及證監會制定的《證券交易所管理辦法》調整的，受證監會監管；期貨交易所受《期貨交易管理條例》以及由證監會制定《期貨交易所管理辦法》調整的，受證監會監管。與之相比，文交所等各類交易所是新生的事物，目前處於模糊地帶，既無配套的法律法規對其約束，也不受統一的市場監管機構的監管。文交所性質的難以定位，使得對其監管難以找到明確的歸口。天津文交所目前發展形勢類似於證券化交易市場，但其交易的又是文化類產品，證監會對其監管難以找到有效的法律依據。」
「現在國內各文交所主要是由文化部門監管，或者根本就沒有監管部門。某文交所受到質疑後在媒體上聲稱向監管部門匯報，未見其下文。目前，鄭州文交所因涉嫌違法經營文物被文物局核實調查，雖然最終結果未成定論，但對監管法律的缺位敲響了警鍾。」劉春彥補充道。
的確，加強有效監管，是交易所規范發展急需跨過的一道門檻。上海市聯合律師事務所貝政明分析道，「目前，從交易所自律管理和對違規行為處罰的權力來源來看，證券、期貨交易所對違規行為的處罰其權力來源，一是證券法律、期貨條例和交易所管理辦法的授權；二是會員大會或股東大會對相關規則表決通過的集體意志；而《天津文化藝術品交易所暫行規則》對此付諸闕如，可謂自設權力。與此同時，天津文交還自行免除義務。」
「二十年交易所潮起潮落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政府監管缺位、急功近利、放任資本逐利與投機，會帶來嚴重的後果」，為此，貝政明律師建議，「建立統一的交易所監管機制勢在必行。」
自國務院38號文發布以後，對各類交易所的監管，將提上日程。據了解，此前，對於文交所的監管單位，各方一直沒有明確的說法，文交所從工商局注冊登記後就處於「放任自由」的狀態，規則頻繁更改、市場大起大落等問題接連不斷。但根據國務院《決定》的規定，「凡使用"交易所"字樣的交易場所，除經國務院或國務院金融管理部門批准之外，必須報省級人民政府批准。」有業內人士猜測，可能會將判斷文交所以及相關的藝術品交易是否合乎規定的權力交給地方政府。
不過，也有專家持不同意見，「地方政府是沒有權力批准建立文交所的，文交所進行的藝術品份額化交易實際上就是證券化的交易模式，所謂的文交所操作的是股份，操作的模式和規則應該按照證券交易所的模式來進行，成立也必須通過證監委甚至國務院批准。如果有人將文交所的保證金捲走，地方政府是否有賠償的義務？」
不過，「文交所如果讓證監會來進行協調、監督、監管，也是存在問題的，證監會按照國家《證券法》規定，只對公募進行管理，而對於文交所涉及的私募，《證券法》並沒有給予證監會管理職能。」業內人士表示。
除了文交所的監管職能需進一步明晰外，貴金屬交易所和大宗電子市場也需要清理整頓。業內人士指出，「這場監管風暴其實反映了中國資本市場深層次體制上的問題。這一點在黃金上最明顯，即中國分業監管的困惑。按照商品屬性，黃金應歸商務部，按貨幣屬性則應歸屬央行，按照類似證券、期貨的交易方式又屬於證監會管轄范圍。或許黃金可以作為混業監管的先例，應該成立一個綜合監管部門。」
解決三大法律困惑
交易所要規范發展，一方面，需解決好監管難題，而另一方面，需直面三大法律困惑。劉春彥告訴記者，「一是各類交易所的規製法律體系建立；二是各類交易所的法律性質、組織形式；三是各類交易所的規則法律效力。」
首先，需建立各類交易所的規製法律體系。
劉春彥表示，我國證券交易所的法律規范體系的主體是由2005年10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修訂頒布的《證券法》和2001年12月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修訂頒布的《證券交易所管理辦法》構成。自《公司法》和《證券法》修訂以來，輔助以中國證監會發布或者聯合國務院其他部門發布的各種規章及規范性文件，基本上形成了覆蓋證券市場各個主體、各個環節的規章體系，使證券市場法規體系基本健全。
我國雖未頒布《期貨交易法》，但2007年2月7日國務院第168次常務會議通過頒布《期貨交易管理條例》。中國證監會作為期貨市場的監管機關，為貫徹執行《期貨交易管理條例》，制定了與之相配套的《期貨交易所管理辦法》等規章，從而強化了對期貨市場實行集中統一的管理模式，明確了中國證監會對期貨市場實行集中統一監管的地位。
「目前，我國尚未出台與各地文交所和藝術品權利份額發行、交易相關的法律法規，也沒有出台專門針對藝術品份額發行、交易的管理辦法，各地文交所的籌建和藝術品份額的公開發售和交易活動的法律法規依據不足。許多交易所實際上是一個金融機構或者類金融機構。根據一般金融監管的原則，金融類的交易所或者交易場所一定要通過國家強制的法律監管起來，否則會引起系統性風險，引起社會不穩定。」劉春彥分析道。
其次，各類交易所的法律性質、組織形式待明確。
「我國目前沒有對文交所等交易所進行規制的相關法律，現有二十四家交易所根據他們的官網載明信息，都是採用公司制的，這就決定交易所要受到《公司法》的調整。這產生兩點問題，第一，我國《公司法》第5條規定，公司以其全部法人財產，依法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第4條也將股東的資產收益權作為股東的第一項權利加以規定，體現了公司的營利性的特徵。天津文化產權交易所等多家交易所在交易規則中規定其為非營利性的機構，其實際經營仍然是以盈利為目的，這就造成了矛盾；第二，我國目前的證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的組織形式都是採取的會員制，公司以會員的身份共同組成。根據會員制交易所的組織規則，只有取得會員資格的證券公司或期貨公司，才可以參與證券交易所或者期貨交易所組織的集中交易，非會員機構及其工作人員不可參與交易。而文交所沒有類似A股券商的中介機構，基於文交所內部的電子交易系統，向文交所上繳一定比例的傭金，投資者可以進行藝術品份額交易買賣，事實上文交所還承擔了"交易中介"的角色。由此看來，文交所其實是執行了交易所和券商的雙重職能。這樣就會造成各方責任不清、信息不透明等一系列的問題。現有的兩家證券交易所和四家期貨交易所從本質上屬於場內交易，其他的交易所不都屬於場內交易，場內交易的本質是交易所履行中央對手方職能，交易所也承擔履約擔保職能。這是其它交易所所不具備的。」劉春彥表示。
第三，如何體現各類交易所的規則法律效力？
據了解，現有的交易所都是公司制的，交易所單方制定的交易規則的法律效力如果存在疑問，交易所是否有權單方更改規則？投資者參與交易是否默認規則的法律效力，這些規則是否通過了有關部門的批准？根據《證券法》第118條的規定，證券交易所依照證券法律、行政法規制定上市規則、交易規則、會員管理規則和其他有關規則，並報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批准；《期貨交易管理條例》第13條規定，期貨交易所制定或者修改章程、交易規則，應當經國務院期貨監督管理機構批准。而現有的這些文化交易所的交易規則未經有關機構批准，其法律效力存疑。
而此次國務院發布的38號文件，則對交易規則規定非常嚴厲。大成律師事務所(上海)律師、高級合夥人曲峰分析道，「一方面，出台相關規定，控制現貨和證券的交易廣度，如禁止自行將權益均等化並連續集中競價，且權益持有人累計不得超過200人。另一方面，清理交易規則。如非經批準的電子交易場所，禁止採取集中競價、做市商、匿名交易、電子撮合等類期貨的標准化合約交易方式，其中還規定同一投資者就一個產品的交易時間間隔不得少於5個交易日。不難看出，監管層試圖規避頻繁操作和高杠桿風險。」
加強投資者權益保護
此前，各類交易所由於缺乏相應的監管，以及法律法規的規制，存在巨大的風險。尤其是藝術品證券化之後帶來的大幅漲跌，使得一些人在暴富的同時，也讓部分在高位買進的投資者遭受巨大損失。
今年1月，畫家白庚延的《黃河咆哮》以總價600萬元在天津文交所上市，短短兩個月後，其賬面價值被推高到1億元以上，但此後價格一路下挫，到了10月中旬，《黃河咆哮》的「股價」已從最高點時的18.7元下挫到2.59元，呈現出極端的價格走勢，增加了投資者的風險。
專家指出，文交所發行藝術品份額進行交易，將多餘資金疏導到文化產業這個蓄水池裡，具有一定的資源配置和融資的功能。藝術品份額化交易增加了藝術品的流動性，同一件藝術品在「上市」以後，可以給出更高的估值，因此藝術品份額化交易具有一定的價值發現功能。但是，目前的文化產權交易所都沒有統一穩定的定價機制，藝術品的估值缺乏客觀依據，沒有客觀衡量標準的估值體現決定了其漲跌無度的情勢，就像天津文化藝術品交易所的藝術品股票一個月暴漲十幾倍，更為嚴重的是，這為市場操縱和投機行為提供了溫床，很容易被用來誤導和誘惑大眾進入陷阱，加大普通投資者的風險。
如今，在交易所整頓風暴的影響下，各地文交所的投資者特別關注自身權益的維護。例如，泰山文交所投資者強調，泰山文化藝術品交易所如果是被直接清理，必須以保證所有投資人不受資金損失為底線，按投資人的買入成本價格回購份額。
而漢唐文交所投資者則表示，漢唐文交所無論整頓或關門，原先投資者與漢唐交易所簽訂的交易合同都將終止，投資者有權選擇退出或者繼續和漢唐交易，現在漢唐長時間停牌，給投資者帶來很大的資金隱患和不確定性，希望有關部門能夠維護投資者權益。對此，漢唐文交所相關負責人回應，「無論採取怎樣的解決方案，都會盡最大努力保障投資者的權益。」
對於投資者來說，如何更好地維護自身的權益呢？有律師建議，「應該詳細研究相關材料後再提出具體的維權方案。不能僅僅根據主體是工商登記過的，就認為其行為合法，設立交易所需要以國務院等批准作為前置程序，故即使主體注冊合法，也不影響其交易所本身的違規性。」
此外，要加強投資者權益保護，還需要有相關的法律規定，也就是說獲得法律賦予的各項權利，這方面仍需得到相關部門的重視。
「藝術品份額化交易的投資者到底有哪些法律權利還不清楚，目前多數的文交所交易規則只規定了知情權和按份享有所有權，而對投資者的其他權利及其如何行使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劉春彥進一步指出，「如《天津文化產權交易所暫行規則》第15條規定，投資人享有對藝術品和份額交易信息的知情權，包括但不限於藝術品的基本情況、發售上市過程中披露的重要信息、交易過程中披露的相關信息；第16條規定，投資人按本規則規定享有份額交易權，購買並持有份額即成為該份額標的物的共有人。與我國的證券投資者相比，對藝術品份額投資者的權益保護缺乏相關的法律規定，對於藝術品退市的交割機制，藝術品份額發行期間投資者享有哪些權利和應如何行使這些權利，都沒有相關的法律條文進行規定。更為重要的是，投資者的投資如果受到侵害是否享有民事訴訟的權利不清。而《證券法》則規定了投資者可以對因虛假陳述、操縱市場和內幕交易受到侵害時享有民事訴訟的權利。」
「清理整頓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規范發展。」劉春彥告訴記者，「當然還有一個深層次問題，就是如何發揮各類交易所市場主體的創新能力與加強國家監管之間的平衡，維護企業經營自由權。」

Ⅲ 我國現有金融法律體系存在哪些問題

僅供參考：
現有金融法律體系存在的主要問題
從法律體系的四要素立法、執法、司法、守法來看，我國現有金融法律體系均存在問題。
在金融立法上存在著五個方面的問題。
1，行政主導立法現象普遍。一是在法律制度設計之初通過授權性規則和兜底條款為行政權力的行使提供了寬泛的空間，使金融市場規制具有很強的政策性和不穩定性；二是法律規則的制定和實施有明顯的部門化傾向。在綜合經營的背景下，必然導致同類產品和業務因實施主體不同，而要適用不同規則，進而引發規則適用混亂與監管套利。同時，行政主導立法既造成行政部門公權力無序擴張和制約不足，也給政府帶來遠超過法律條文明確規定的責任。
2，法律體系不夠完備，在橫向和縱向均存在不足。從橫向看，主要表現為上位法存在空白。一方面，缺少《期貨交易法》、《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等基礎性法律；另一方面，現有上位法覆蓋范圍過窄，隨著金融新業態不斷涌現，這一問題日益突出。從縱向看，一是法律層次不清。《信託法》、《證券法》、《保險法》等都是混合立法，即將交易法和行業法糅合在一部法律內，且偏重行業管理，對交易活動規制相對薄弱。混合立法的益處是相對簡單，缺點是將一類金融活動歸為一個行業，容易造成監管分工不清和空白等問題，甚至演變成為監管者立法。例如，《信託法》將信託行為規范與信託業規范合一，將信託監管職責賦予中國銀監會 ，結果只有銀監會批準的信託公司才能從事信託業務，而銀行、證券、保險等機構從事的理財業務又是事實上的信託行為，監管機構不得不制訂各自的監管辦法，造成監管制度不一致。二是配套下位法欠缺。我國現有4家政策性金融機構，運行多年以後相關法律仍未出台。在保險領域只有一部《保險法》，而機動車財產賠償、保險產品費率釐定、互助保險等重要事項均缺乏配套立法。
3，法律過於寬泛和簡單，對執法機構授權過多。以《證券法》為例，在司法實踐中，約有3/4的證券案例未引用《證券法》，1/4的證券案例盡管引用《證券法》卻只引用其中7條內容，僅占證券法條款的3%。同時由於《證券法》關於虛假陳述、內幕交易的規定偏少，在司法審判環節存在很多障礙。法律適用性不夠導致執法環節只能以行政規章代替法律，放大了行政機構自由裁量權。
4，對金融機構過度保護，對投資人和消費者保護不夠。現有金融法律基本上都是以保護金融機構的穩健運行和財產為宗旨，操作中往往以金融安全和國家利益的名義否定他人的合法財產權利，以行政處罰代替民事和刑事責任，使金融機構易於推卸責任，將內部風險外部化。維護金融安全應以市場主體權利、義務平衡為前提。對金融機構過度呵護使其缺少足夠的外部壓力，難以提高內控能力和履行社會責任。
5，法律更新不及時。創新多、變動快、變化大是金融市場運行的基本特點，但我國金融法律修訂周期明顯偏長，七、八年甚至更長時間修改一次很普遍。而境外修法的頻率要高得多。例如2000年以後日本的《保險業法》修訂了6次，平均2年一次。我國香港地區《證券及期貨條例》自2003年生效以來，十年間已經作了20次修改。
在金融執法上存在著三個方面的問題。
1，執法部門依法履行監管職責的程序性規范與標准仍有欠缺。目前規范我國金融監管部門執法權力運行的規則尚不完備，沒有調查取證、行政處罰等專門的執法程序性規定，缺少對重大違法違規行為類型化的認定標准和歸責原則，認定難、執行難的問題依然沒有解決。
2，以行政處罰代替民事責任甚至刑事責任。由於執法部門與司法機構缺少銜接，監管部門又在一定程度上負有促進行業發展職能，因此執法過程中過多採用行政處罰方式。加上行政處罰尺度彈性較大、透明度低，造成違法成本偏低，執法威懾力大打折扣，一定程度上姑息縱容了違法行為。
3，部分監管執法措施效力存疑。以證監會為例，其已經使用的監管措施共125種，但其中《證券法》明文規定的僅23種。《證券法》外的監管措施設置的合理性、程序正當性、救濟保障制度安排的效力等均存在疑問。
在金融司法上存在著兩個方面的問題。
1，案件篩選機制使大量金融爭議無法通過司法程序解決。在司法實踐中，大量金融爭議因篩選機制而未能通過司法程序解決。表現為：一是限制受理案件的法院，投資者因上市公司虛假陳述提起的侵權民事訴訟，相關司法解釋要求由上市公司所在直轄市、省會市、計劃單列市或經濟特區中級法院管轄；二是為案件當事人起訴設置額外的先決條件。例如要求人民法院受理的虛假陳述民事賠償案件，其虛假陳述行為，須經證監會及其派出機構調查並作出生效處罰決定。三是限定訴訟提起的方式。「人數不確定的代表人訴訟」是《民事訴訟法》明文規定的權利救濟方式，理論上它能以較低成本實現投資者權益保護的效果。但在金融司法實踐中幾乎得不到適用，實際上已被束之高閣。
2，審判專業性有待加強，爭端解決機制單一。金融案件數量的急劇增長和所需專業知識的日益復雜，使法院和法官不得不在迅速審結案件與確保裁判質量之間探求艱難的平衡。同時，金融爭議多元化解決機制尚不健全，無法在當事人自願的前提下有效分流爭議，減輕法院壓力。
最後，在金融守法上，美國法學家伯爾曼指出，「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將形同虛設」。我國金融守法方面的最大問題：一是金融商品銷售者有法不遵；二是金融商品消費者法律意識淡薄，知識欠缺。由於民眾普遍缺乏對投資項目合規性和風險的鑒別能力及維權能力，在相當程度上縱容了產品銷售者的過度宣傳等違規行為。一旦風險暴露，又只能用「上訪」甚至極端手段挽回損失，使金融糾紛轉變為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同時出於自我保護的需要，投資人只重短期投機而不做長期投資，影響了金融市場的穩定和健康發展。
如何完善我國金融法律體系
在金融立法上，首先要調整立法理念。為此，一是要保持立法目的穩定性，避免隨形勢的變化而過於頻繁地調整，降低法律及其所調整社會關系的穩定性，削弱法律的權威性；二是要保持法律保護群體的均衡性，法律法規條款設計要以保護權利為准則，避免以政治性的判斷影響公正性；三是轉變既往立法「宜粗不宜細」的理念，實現立法技術精細化，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
其次，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以調整立法程序，改進立法流程，提高立法、修法透明度為抓手，提高立法科學性、民主性。一是在提供必要立法資源和提高專業性的基礎上，更充分地發揮全國人大財經委和國務院法制辦的作用，統籌推進金融基礎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制定修改工作。二是明確立法權力邊界，從體制機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門利益和地方保護主義法律化。三是健全立法機關主導、社會各方有序參與立法的途徑和方式，探索委託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規草案。四是健全法律法規規章草案公開徵求意見和公眾意見採納情況反饋機制，廣泛凝聚社會共識。五是加強統籌規劃，完善金融立法、修法需求匯集機制，制訂擬出台重要金融法律、法規的時間表。六是建立健全立法質量與效果後評價制度，通過立法評估、執法評估等方式，發現存在的問題，及時修改完善。
第三縮短立法周期，提高立法、修法效率。一是根據經濟和金融領域需要，適度提高金融法律的修法頻率，更多運用「法律修正案」的立法方式，縮短時間間隔，適應形勢的快速變化。二是擴大重要利益相關方的意見徵求范圍。
在金融執法上，一是健全執法檢查制度，推進執法主體、職能、許可權、程序、責任規范化。制定調查取證實施辦法，細化調查取證、詢問當事人、查閱復制資料、封存文件資料等執法行為的實施程序；二是確立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基準制度，明確行政處罰自由裁量的法定情形和適用標准，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行使。三是深化以權力制衡為核心的行政執法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查審分離制度，探索建立依法行政評估制度，明確評價方法和標准。
在金融司法上，首先，增強規則條文的司法性可操作性。為此，一是通過法律修訂，逐步增加可供司法判決引用的條款，提高金融法律的司法裁判性。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出台司法解釋，詳細定義有關犯罪行為(如什麼是非法集資、市場操縱、跨市場操縱).
其次，提高司法效率，維護金融秩序。對於金融市場強勢一方的侵權行為，要發揮司法維護金融秩序作用，賦予投資人可行的司法訴訟渠道，使之能通過司法途徑有效維護自身利益；同時，應加強融資方責任配置，逐步加大對證券犯罪的打擊力度，發揮刑罰威懾作用。為此，一是要配合司法體制改革的推進，充實司法資源，改革司法機構內部管理體制，提高司法有效化解和解決金融領域爭端的能力。二是要落實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對人民法院依法應該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訴必理，保障當事人訴權」的要求，以證券民事訴訟為突破口，取消不必要的前置程序，探索法院直接受理的有效模式。逐步減少和取消事實上存在的金融領域糾紛案件篩選機制。三是以推進金融仲裁為重點，建立訴訟之外金融爭議的多元化解決機制。
在金融守法上，提升全社會的守法意識，要通過多層次、多渠道、多領域加以推進。一是要加強金融知識普及教育，在金融機構櫃台、中小學、社區等通過投放宣傳冊、舉辦專題宣傳活動等方式，提升居民對金融商品和金融風險的認識；二是要進一步強化金融業行業協會和各種專業性商會的自律機制，在行業內建立起金融機構和類金融機構的行為規范，並及時通報相關信息；三是要加大對金融案件審判過程和結果的透明度，強化警示和震懾作用；四是要進一步健全公共法律服務體系，特別要建立金融糾紛相關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機制。
近期需要調整的重點領域
首先，調整金融監管體系的法律基礎。目前中國金融監管體系存在的突出問題，集中表現在監管機構協調性差，金融監管權力和職責分配不明確，特別是以機構的類型確定監管的對象的金融監管模式已不適應金融發展的需要。同時在監管主體涉及多個政府權力機構時，容易出現「有利爭著管，無利沒人管」的局面，形成監管機構的互相推諉、監管競爭與監管真空、同一機構多個監管標准等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金融監管成本，降低了金融監管的效率。上述問題的核心在於，各個監管機構分而治之的監管模式與金融市場的統一性之間出現了矛盾。對此，需要結合國內外經驗教訓，加快對現有金融監管法律制度的調整。即便在不對監管組織架構進行重大調整的情況下，把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金融業務相結合的制度、政策措施納入法律軌道仍是當務之急。
其次，調整信託相關法律關系。由於信託制度不健全，資產證券化在我國的發展並不順利，理財市場則面臨巨大的法律風險。在下一步改革過程中，一是要研究修訂和完善作為上位法的《信託法》，明確信託的定義和范疇，細化對信託活動的規范，強化重要事項的監管要求並具體規定操作規程；二是努力通過各類相關下位法律法規的整合(包括資產證券化相關法規和理財產品相關法規)、統一監管目標，協調監管標准，規范監管機構的行為。
第三，建立金融衍生品市場法律框架。近年來我國金融衍生品市場發展迅速，但金融立法遠沒有跟上。一是立法層次低，除《證券法》和行政法規《期貨交易管理條例》外，其餘都是行政規章和規范性文件；二是行政規章多由各監管部門單獨制定，不僅分散凌亂影響執法效率，在執行過程中也容易導致部門之間的沖突；三是法律責任欠缺。《金融機構衍生品交易業務管理暫行辦法》僅有三條罰則，威懾力有限，金融機構違規成本很低、懲罰力度不夠；四是《證券法》對場外衍生產品的具體管理並沒有實質性的條款規定，未能形成系統的場外市場監管法律規范體系，與其他法律制度如《破產法》、《物權法》、《擔保法》等也不相容。為此要盡快制定《期貨法》，明確期貨交易涉及的基本民事法律關系。以修訂《證券法》為契機，擴大「證券」及「衍生品」的范疇，將公募、私募的股票、債券及其他有證券屬性的金融產品、業務、服務創新均納入證券法調整范圍，確立場外市場的定位與監管框架。
第四，構建統一的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律制度。現有法律法規中對金融消費者保護方面的內容幾乎都是原則性的概括，操作性很弱。相關制度中普遍存在責任不明確、監管法規之間缺乏配套和銜接、違法違規懲處多為罰款而很少追究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等問題。在執法授權方面，既存在對行政監管機構授權過度問題，也存在授權不足問題，例如證監會在對上市公司進行調查時，往往會遇到阻力。為此，建議國務院法制辦牽頭制定統一的金融消費者保護行政法規，未來應根據實施效果，適時上升為人大立法。
第五，完善金融安全網。盡快出台《存款保險條例》，明確我國存款保險制度的基本功能和組織模式。盡快出台銀行業金融機構市場退出制度，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金融機構破產法律體系，規范市場退出程序。
第六，規范非正規金融活動。制定《非存款放貸人條例》，將包括P2P等網路信貸平台在內的非金融機構放款人、民間借貸納入放貸主體范疇，構建符合我國國情的多層次、多元化信貸市場體系，發揮民間借貸對正規金融的補充作用，合理引導民間融資活動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