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元朝海外貿易的基本狀況
貿易，是海外活動最根本而真實的力量。
元代的海外貿易活動，有活躍滋長的力量，也有衰退的跡象。這些現象可見於官方記錄，可見於民間著作，也可見於元代遺留下來的史跡、文物與文獻。而這些海外活動的成果為明初鄭和等海外活動所承繼。
壹.官方資料
元代官方記錄，保存了進出港口的的國際貿易狀況，反映於海上活動的媽祖信仰，以及前所未有的海禁。
1. 港口與貿易
元代的國際貿易的港口共有八處，皆設置於元初世祖至元年間，各處均有專職官員主持，分別為：
泉州，元世祖至元14年(1277)立，特設一人專職主之。
慶元、上海、澉浦，元世祖至元14年立，令福建安撫使督之。
廣東，至元20年(1283)置。
杭州，至元21年(1284)置。
溫州，至元年間置。
雷州，至元30年(1293)置。
其中泉州為元代中國第一大港，也是世界第一大港，船舶眾多，貨物堆積如山。從事海外貿易者甚多，且頗見資本雄厚之巨商大賈，泉州的蒲壽庚家族經營海外貿易而致於富貴。蒲壽庚婿佛蓮一家便有海舶八十艘。崇明人朱清、嘉定人張瑄，二人所經營海外貿易，「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輟耕錄》卷五）
朝廷命官主持海外貿易，「每歲召集舶商，於蕃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後聽其貨賣。」「其貨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發舶回帆，必著其所到之地，驗其所易之物，給以公文，為之期日……」。（《元史?食貨志》）
2. 海神媽祖的崇高地位
媽祖本為五代北宋間福建湄州島林氏女，生而能知人福禍，助人無數，尤多助人於海上，歿而為海神。兩宋間，閩人膜拜，信徒迅速增加，成為官方認同之重要神祗，趙宋朝廷先後制封十四次，地位之崇，絕無僅有。
元代，民間崇拜持續，媽祖信仰向北傳播，新增的媽祖廟，除了福建、浙江、江蘇、廣東，括及山東、河北。元代政府敕封媽祖，前後有七次，神格由宋代所封之「妃」升格為「天妃」。
第一次：至元15年(1278)，制封「護國明著靈惠協正善慶顯濟天妃」。
第二次：至元18年(1281)，制封「護國明著天妃」。
第三次：至元25年(1288)，詔加封南海明著天妃為「廣佑明著天妃」。
第四次：大德3年(1299)，加封泉州海神曰「護國庇民明著天妃」。
第五次：延佑1年(1314)，加「廣濟福惠明著天妃」。
第六次：天歷2年(1329)，加封為「護國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
第七次：至正14年(1354)，號海神為「輔國護聖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
元代祭祀天妃，列入國家禮典。「皇慶(1312-1313)以來，歲遣使齎香遍祭」《元史?祭祀志》每年官方海運之前，需先祀祭天妃。而其他諸神未得重視或認定，「祈風雨不得支破官錢」（《元典章》）。宋代官商膜拜祈風的泉州九日山通遠王，入元而式微消沉。元代媽祖信仰一枝獨秀，神格崇高，乃彼時海外航運活躍的反映。
3.朝廷壟斷貿易與禁止商舶入海之令
朝廷對於巨賈大商，常借故奪其財利。蒲氏婿佛蓮，身歿無後，官府沒其家貲。朱清、張瑄被視為「聚斂之臣」，為官捕殺，封籍家貲，拘收軍器海舶，流放子孫於遠方。規定「凡權勢之家皆不得用己錢入蕃為賈」，「蒲壽庚請下詔招海外諸蕃，不允」，「唆都請招三佛齊等八國，不從」。
又有「官自發船貿易」，以及官府提供資本交由商人經營的「官本船」貿易。元代官府顯然防禁私人壟斷貿易，與民爭利，趨向中央集權。另一方面，海外貿易衍生許多問題，令官府無法掌控，加上海防的顧慮，因而產生海外政策制度的鉅變，下令禁止海外貿易，先後頒布四次海禁令。
第一次：元世祖至元29年(1292)禁商泛海，至元31年(1294)弛禁，前後實行三年。
第二次：大德7年(1303)禁商下海，至大1年(1308)復立市舶司，前後六年。
第三次：至大4年(1311)罷市舶司，延佑1年(1314)開禁，前後四年。解禁後，「仍禁人下番，官自發船貿易」。
第四次：延佑7年(1320)罷市舶，至治2年(1322)復置市舶司，前後海禁三年。解禁後，海外貿易有所限制。
元之海禁為前代所未有。出現在元開國後四十餘年，三十年間四禁四開，禁海之期短者三年，長者六年，為時不長；三次海禁間隔，短者三年長者九年，為時也不長。四次都屬暫時性，卻是連續性，而且一次比一次強烈，解禁之後都有相當限制。這一系列海禁，因為貿易之利與治安之慮而產生，出現於元代中期，乃典型之元代特色，中國的海外政策產生了本質性的改變，對明清時期影響極大。
貳、民間航海人員的著述
元代民間遠航海外，以泉州為最盛，廣州次之。廣州港的航海活動見於《大德南海志》，為元初之作，泉州港的海外活動記錄見於《島夷志略》，為元末之作。
《大德南海志》，陳大震等纂，成書於元大德8年(1304)，乃所知最早之廣州方誌。是書版本多種，而多闕漏，相互校訂，知原書應有二十卷，其卷七〈船貨〉與其附錄〈諸蕃國附〉，乃元初廣州海外貿易之記錄。所著錄當時廣州貿易海外之國，一百四十二國。分別列各國為東洋、西洋。東西洋之劃分，始見元代，而元初其他著作只見西洋一詞，唯《大德南海志》並述東洋、西洋，並且細分為小東洋、大東洋，小西洋、大西洋。大 抵以巽他海峽為東、西洋之分界；加里曼丹島北部至菲律賓為小東洋，其南諸地為大東洋；馬來半島、蘇門答臘一帶為小西洋；印度洋為大西洋。各版本多述及海外諸國多止於東南亞諸地，唯《永樂大典》所載海外諸國，遠及白達、層拔、弼琶羅、勿斯離、默茄諸國。其地括及阿拉伯半島（白達、默茄），北非（勿斯離），東非（弼琶羅、層拔）。這些國名，可見於唐、宋典籍，有其可信之理，但《大德南海志》僅錄地名，於風 土民情貿易無隻字片語記述，則此等地區是否廣州貿易所及，仍有待於稽考。
《島夷志略》，汪大淵撰，成書於元順帝至正9年(1349)，晚於《大德南海志》四十餘年。汪氏兩度航海(1330年，1337年)，浮海八年，記述天下第一大港泉州遠航所至各國，以九十九國為條目，逐一介紹游歷所至各國，各條目之中又提到其他若干國家或地區百餘處，包括小東洋、大東洋、小西洋、大西洋，始自澎湖（彭湖）、台灣、琉球一帶（琉球），菲律賓（三島、麻逸、蘇祿），以至印度洋之印度（天竺）、錫蘭（僧伽剌）、馬爾他夫（北溜）、阿拉伯半島（天堂），皆親游之地。汪氏具體敘述親身游歷各地位置、風土、民俗、物產、貿易，其所至地域之多，所記內容之豐富、詳細與切實為前代未有，為明代載記所不及，直到清代西洋教士傳入世界新知，始有突破。鄭和下西洋規模浩大，鄭和隨員三人所著之書，內容卻不及於《島夷志略》。馬歡《瀛涯勝覽》頗受《島夷志略》影響，費信《星槎勝覽》更大量抄襲《島夷志略》。元初《大德南海志》與元末《島夷志略》所載廣州、泉州海外交通盛況，乃鄭和下西洋之基礎。
參、文物、史跡與中外文獻
從元代遺留地下出土文物，各地史跡，以及中外文獻，可以看出元代海外交通的活躍與轉變。茲各舉一例述之。
元代出口商品以陶瓷為主，這項事實從各地港口出土元代陶瓷，可見一斑。元代瓷器大量出土於日本、韓國、東南亞、錫蘭、印度、阿拉伯，乃一般所知。琉球出土大量高品質的元代青花，澎湖出土大量元代陶瓷，印度古里出土元代青花，埃及出土元代青花，肯亞、坦尚尼亞、馬達加西加出土元代瓷器，這些考古發現之多，與其意義之大，致使元代海外交通史一再修正與補充。這些出土文物是繁榮的元代海外貿易的具體物證。 福建泉州有清凈寺，主要提供阿拉伯人宗教禮拜之需。此寺建於北宋真宗大中祥符2年(1009)，在元代有兩次整修，至大3年(1310)與至正10年(1350)。其後在明代中期（十六世紀初）將石砌寺塔改為簡易的木塔，十七世紀初（萬曆37年，1609）增建一間小禮拜堂。在元代，客居泉州穆斯林禮拜的清真寺，四十年間兩次重修，而後未見重大整修，顯示元代中阿海上交通的繁榮，也顯示元末順帝以後海上交通的沒落。
外國旅行家的見聞是旁觀者可供參考的。義大利的馬可勃羅，在中國居住多年之後，自泉州啟航返其祖國，謂泉州為世界最大港口之一，目睹泉州港有海舶甚眾，印度、波斯等國商人運載香料、胡椒來此貿易。北非摩洛哥的伊本巴圖塔從非洲一路航行到中國，看遍非洲、阿拉伯、印度、中國各地重要港口，謂泉州港為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港內有大船百艘，小船無數，城區甚大，城內織造綢錦、瓷器。謂瓷器產地， 除了泉州，也產於廣州，泉州瓷器街市最大，品質絕佳，銷到印度、葉門、摩洛哥等地。伊本巴圖塔在印度古里(Culicut)等候中國船前往中國，謂中國海域只能行駛中國船，古里港內有十三艘中國船，中國船之大者，掛十帆，船內分成許多船艙，能載千人。
福建泉州晉江市陳埭鎮丁氏族譜顯示整個元代海外活動的盛衰。丁氏一世祖是阿拉伯人，大約生活於元初，經商於蘇州，卜居於泉州城南文山裡，其地為泉州城內商業活躍的繁榮地段。到了第三代，丁碩德，生於元大德2年(1298)，歿於明洪武12年(1379)，生活於元末，舉家遷徙至晉江陳埭。丁氏第三代仍然經商，但時局動湯，兵亂不斷。泉州十年戰亂，始於順帝至正17年(1357)，漫延到至正26年(1366)，接著元將討伐叛軍，大舉殺戮西域人，阿拉伯商人紛紛逃亡海外，或避居他鄉。這場動亂，迫使丁家從繁榮的泉州商業區遷徙到偏遠的濱海農村陳埭，棄商賈而務農。陳埭丁氏族譜顯示，元代海外貿易曾經十分繁榮，到了元末，一蹶不振。元代承續宋代，海外貿易繁榮，設置八處對外貿易的港口，有一套合理而有效的海關制度。中國船出入東南亞，並航行到印度，阿拉伯半島，經常往來的國家或地區有百國，所知其他國度也有百國。並細分海外地區為小東洋、大東洋、小西洋、大西洋。此般活躍與繁榮為前代所未有。在另一方面，政府與民爭利，海上活動問題也漸漸增多，朝廷難以掌控，以致於四次下令海禁。元末泉州長期兵亂，海外活動一蹶不振。明初鄭和下西洋的行為並非突然冒出，鄭和下西洋的能力承繼自元人蓬勃的海外活動，同樣，元代難以掌控的航海問題，也反映在明初的海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