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個人出錢（因為他有錢我沒錢），我出技術出人力，怎樣分紅
這個只能雙方協商，並沒有一個衡量的客觀基準。
最好在事吵侍前就協商好，在扣除相關費用後，利潤如何分成。實際上等於你們共同投資。他用資金參股，你用技術和人力參股。這是股權的解決思路，風險共擔慧碰手。
如果你不想這么麻煩的話，你可以跟他談：讓他這筆錢算是借給你。你按固定利息償付給他，這樣的話，你可以擁有對利潤的全部分配權利。這是債權的解決前嫌思路，他接受固定風險，你享受對企業運營活動的全部支配權。
2. 矽谷有什麼特點
在美國西南海岸加利福尼亞洲，距離舊金山市區約50公里的地方，是聖何塞縣的一片肥沃土地，兩邊是低矮的山脊，曾經果樹茂密，1950年前是「美國的梅脯之都」。今天，梅子果園基本上已經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未來型廠房、快車道和一排排新公寓。這就是「矽谷」——電腦晶元的故鄉。不僅如此，矽谷還是個人計算機、磁帶錄像機、游戲機、音樂合成器、隱性眼鏡、基因拼接等一系列高新技術的故鄉。
「矽谷」這個雅號，是1971年當地一家報紙的編輯唐·霍夫勒提出來的，因為硅製成的半導體晶元是微電子工業的基本元器件，「矽谷」和「汽車城」、「鋼都」之類的名字一樣，是象徵性的說法。這個雅號在70年代後期很快就出了名。
種植梅樹的農民一搬走，郊區便擴大開來。聖何塞在1950年還是一個小鄉鎮，到1990年，就因矽谷的發展而成為全美第11位大城市，並趕上了舊金山，成為加利福尼亞州的第3大城市，僅次於洛杉磯和聖地亞哥。小小矽谷，擁有20萬名大學生，6000多位博士，居民中的百萬富翁超過1.5萬人。它如果不是全世界，也是全美國的科學人才和新財富的最大集中地。矽谷也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觀者，尤以日本人居多。早在1981年日本就編出了極詳盡的矽谷旅遊圖，顯然，並非所有的日本人來矽谷口為看風景。
矽谷有良好的通信基礎設施，有豐富的風險資本，有掌握技術的、流動性大的又沒參加工會的勞動力。矽谷中的許多關鍵人物和公司，是從美國東部或歐洲來的。他們到矽谷來，或是逃避墨守成規的公司，或受加州的吸引，他們中不乏極受歡迎的和極使人厭惡的人。正像矽谷的企業資本家唐·瓦倫丁所說：「美國東部是巨大的公司和僵硬的組織，個人是不能很好地適廳嘩應它們的。加利福尼亞是前沿陣地，在經濟上、社會上和制度上都還沒有組織好，而首先是真正信奉純粹的個人價值。」英特爾公司的一位經理曾說：「在這兒，你不必隨時都要把各種事情提供給某個該死的委員會，你只要自己把工作做好就行。」事實無情，美國東部三大電子公司：通用電器、威斯汀豪斯電氣和美國無線電公司在這場微電子革命中完全敗陣。
矽谷的半導體產業，從一開始就被認為是人的而不是公司的。專門的知識被認為是個人的而不是公司的財富。公司需要的技術，主要通過僱傭關鍵性的個人獲得。於是，絕大多數電子工程師可以帶著他們的得意成果，從一個公司「跳」到另一個公司而問心無愧。例如，1983年1月的一天，英特爾公司的17位關鍵性的雇員同時離開，去創辦他們自己的公司。矽谷有一個流行的說法：「如果你想調換一下工作，你只要在你早晨去上班的時候，在101號高速公路上換一個出口就行。」一般公司的年工作調動率達30-50%，獵取人才的代理機構用提薪和較好的工作條件頻頻引誘關鍵人物跳槽，事情被搞得更復雜。
勞動力的高度流動性對公司老闆是一個壞消息。他們必須想方設法保住雇員。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在矽谷迅速增加的公司中，高工資、住房補貼、休假、公司健身房、星期五下午免費飲料等，這是尋常之事。分紅和股票買賣特權等也已宴簡普遍成為挽留寶貴雇員的方法。人員的流動，對地區產業卻是件好事，這培育了公司間的聯系網。在以迅速發明為基礎的產業中，成功必須高度依靠於信息交流。矽谷中的公司都很相似。信息可以通過與朋友和過去的同事之間的電話交流，或到大家都喜歡的矽谷小鎮酒吧去聊天而獲得。
中國許多老百姓都知道北京有個中關村「電子一條街」，計算機民營企業辦得很火！
中關村的發展是改革開放的結果，它的發展序幕，卻是中國科學院物理所研究員陳春先拉開的。
1980年前後，陳春先幾次訪美，驚嘆於美國的高科技企業發展。我們忠實地記錄了1980年10月23日陳春先在新成立的北京等離子體學會常務理事會上的發言：
「這次到美國看了幾乎所有重要的核聚變實驗室，跑了十幾個城市，比1978年那次要深入得多。這次是民間學術交流，沒有上次官方代表團那麼些約束和應酬，談得比較深入。我尤其想了解為什麼美國核聚變實驗效率那樣高、工程『實驗』與理論計算結合得那麼密切，整修過程周期那麼短。看來直接的原因當然是實驗技術先進，製造設備和儀器的工廠水平高，實驗室工程技術人員和研究生實扮祥行驗技術好。但是，如果多問一個『為什麼』，真正的關鍵還在於充滿活力的工廠、學校、研究所密切聯系的體制。美國朋友向我介紹了所謂的『技術擴散區』的概念。
「波士頓周圍的128號公路，大體相當於北京的三環路，但要大些。128號公路兩側有幾百家高技術小工廠，被認為是技術擴散區的典型，我們參觀了其中的一家專做超導磁體的小工廠，這是很有啟發性和激動人心的參觀。工廠的負責人原來是波士頓大學的教師。他介紹說，我們有技術，有想法，另外一些人有錢，二者結合起來，就可以創造先進的產品，現在我們的超導磁體已為世界上多家高能物理和核物理實驗室所接受。合同多時我們就多一些工人和工程師，合同少時就只保持20人左右基本骨幹隊伍，原材料、粗製工藝、化工處理許多過程都是協作完成的。同行的超導工程專家嚴陸光說：國內搞一項超導材料和工藝的工程都上千人，產品還不如這里。我聽到華裔科學家談到許多動人的高技術創業史，包括就住在波士頓的王安先生。他是一個公認的很成功的企業家。
「回程途經舊金山時，又參觀了矽谷兩個小廠。矽谷原來是太平洋和舊金山灣之間的一片柑橘園地帶，在舊金山南邊約60公里。現在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微電子工業中心，第一台微計算機就是在這里的一個青年人的汽車庫里搞出來的，現在已經是數千萬美元年銷售額的蘋果公司了。矽谷是最大、最典型的技術擴散區。斯坦福典型的老校長特曼教授是有遠見的科學家，他決定把校園的一些土地租給學校教授專家辦高技術的工廠。現在世界著名的惠普公司就是30年代斯坦福大學電機系兩個教授開辦的，第一個產品是高頻振盪器，在自己家車庫里搞的樣機。
「總之，我看到美國尖端科技發展快，人造衛星和托卡馬克（一種核聚變裝置），都是蘇聯先取得突破，美國則利用實驗技術和設備上的優勢很快趕在前邊。美國高速度的原因在於技術轉化為產品特別快，科學家工程師有一種強烈的創業精神，總是急於把自己的發明、專有技術、知識變成產品，自己去借錢，合股開工廠，當然這里資本家賺錢的動機是不能忽視的，但據一些當事人（科學家）談，創業的自我滿足超過了營利動機。我感興趣的是這里已經形成了幾百億元產值的新興工業，得益的顯然是社會、國家、地區。相比之下，我們在中關村工作了20多年，這里的人才密度絕不比舊金山和波士頓地區低，素質也並不差，我總覺得有很大的潛力沒有挖出來。的確，我們社會主義的經濟條件是根本不同的，我們的科技人員也不是想賺錢，而是想多作實際貢獻，不滿足於發表文章，開成果展覽會。我們北京等離子體學會有搞核聚變的，也有搞低溫等離子體應用的。搞核聚變過程發展了很多新技術，可以用來為工廠和其他的科研單位服務，至少可以小批量生產，免得重復進口。我過去搞激光，開始差距不大，後來越來越大。現在我們自己需要的激光器，還得用外匯去進口，實在覺得不是滋味。至於低溫等離子體，就更應該結合工業應用發展，首先應該成為一種有用的工業技術。
「上周我在科協向田夫同志匯報了這些想法，他很希望我們這個新成立的學會能帶個頭，組織科技人員為四化多作貢獻。外國好的經驗可作參考。科協的態度是，凡有利於四化的，我們都大力支持，沒有經驗可以在實踐中摸索。因此我們提出也成立『先進技術發展服務部』的設想，而且我們看到在外地已經有了類似的組織。」
陳春先研究員高瞻遠矚，敢說敢幹。1980年10月，創辦了「北京等離子學會先進技術發展服務部」，其目標是把有關的科技成果直接轉化成現實生產力，這可以說是中國高技術企業的雛形。
另一方面雖然1982年10月，黨中央和國務院正式提出「經濟建設要依靠科學技術，科學技術工作必須面向經濟建設」的基本方針，但對於陳春先的創業行為，社會仍議論紛紛，他本人也受到中科院物理所某些領導的不公正對待。對其他科技人員辦企業，有人嫉妒「發橫財」，有人誣告「投機倒把」。
1983年1月，中央有關領導同志就中關村的爭議作了批示，肯定了中關村科技人員對這一新生事物的積極探索。我們不妨對批示作些摘錄：
方毅同志1月7日批示：「陳春先同志的做法是完全對頭的，應予鼓勵。」
胡啟立同志1月8日批示：「陳春先同志帶頭開創新局面。可能走出了一條新路子，一方面較快地把科研成果轉化為直接生產力，另一方面多了一條渠道，使科技人員為『四化』作貢獻，一些確有貢獻的科技人員可以先富起來，打破鐵飯碗、大鍋飯。當然還要研究必要的管理辦法及制定政策，此事可委託科協大力支持。如何定，請耀邦酌示。」
胡耀邦同志1月8日批示：「可請科技領導小組研究出方針政策來。」
科技領導小組很快拿出了大力支持陳春先等一批開拓者創業的政策，並對他的勇氣和先進事跡加大了宣傳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