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決定高度是什麼

❶ 普通的人打籃球，你認為是身體素質重要還是技術重要

我認為肯定是身體素質重要。如果你身體素質好，哪再練習技術就可以了。無論是進攻還是防守都可以打得好很多。畢竟你得熟練地使用你的身體。身體和技術缺乏什麼都不管用的相互依賴。高一點的運球比你好，壯一點的跑得比你快。就像一張五星圖，當然一切都好，除非你已經突破了這張五星圖的某一個方面，否則無所謂。

我個人認為你的身體素質決定了你的發揮水平，而你的技術決定了你在球場上的高度。以錫安威廉姆斯為例。縱觀聯盟歷史，他還擁有出色的身體素質和爆發力，這些都可以幫助他在聯盟站穩腳跟。重要的還是健康。技術是可以訓練的，身體素質是先天的。身體素質好的人很努力，身體素質差的人根本擋不住對手。打籃球首先要有一個好的身體素質，然後再說技術。

❷ 怎樣理解技術價值和技術論理

技術的價值負載，使我們必須對技術本身作出倫理上的反省：技術依據的認知基礎是主體際的建構事實，技術在本質上是與風險相伴的不確定性活動；同時，作為技術的核心機制，在設計和創新中，倫理和價值因素往往受到忽視。為了使技術造福人類及其生存環境，道德倫理制約應該成為現代技術不可或缺的內在維度；換言之，技術活動應視為統一的技術—倫理實踐，技術變遷應與社會倫理價值體系之間實現良性互動。
1 技術的價值負載
海德格爾認為，在有關技術的哲學思考中，曾流行一時的觀念是雅斯貝爾斯對技術所作的工具性和人類學詮釋〔2 〕：①技術是實現目的的手段；②技術是人的行動。這種觀念認為：「技術僅是一種手段，它本身並無善惡。一切取決於人從中造出什麼，它為什麼目的而服務於人，人將其置於什麼條件之下。」〔3〕
由於這種觀念把技術與技術的運用後果割裂開來，從這種技術工具論或價值中立論的立場出發，需要規范的只是利用技術手段所要實現的目的和實際達到的後果；換言之，對於技術這種人類行為，一般的倫理准則即可對之加以規范，無需特殊的倫理考量。
然而，有關技術的哲學、歷史、社會學等方面的進一步研究表明，技術與技術的運用和後果並非絕對分立，技術本身是負載價值的。有關技術非價值中立的討論主要來自兩個方面：技術決定論和社會建構論。
技術決定論認為，技術是一種自律的力量，即技術按自身的邏輯演進，「技術命令」支配著社會和文化的發展，技術是社會變遷的主導力量。技術決定論強調技術的價值獨立性，甚至將現代技術視為一種自主地控制事物和人的抽象力量。埃呂爾指出：「技術的特點在於它拒絕溫情的道德判斷。技術絕不接受在道德和非道德運用之間的區分。相反，它旨在創造一種完全獨立的技術道德。」〔4〕
對此，樂觀主義的技術決定論者認為，科學是對自然實體逐步逼真的描述，技術作為科學的應用，沿著與科學進步相類似的邏輯體現了效率和技術合理性的不斷提升，因而由科技進步所帶來的更多的可能性和更高的效率，反映了一種類似於生命進化的客觀自然趨勢。由此，技術進步應該是人性進化的標准，而一切由科技進步所導致的負面影響（包括各種形式的異化），將為新的科技進步所彌補，科技發展最終將促成道德倫理體系的新陳代謝。
悲觀主義的技術決定論者則認為，現代技術在本質上有一種非人道的價值取向。海德格爾認為，現代技術的最大危險是人們僅用工具理性去展示事物和人，使世界未被技術方式展示的其他內在價值和意義受到遮蔽；如果現代技術仍作為世界的唯一展示方式存在下去，道德對技術的控制也只能治標而不能治本。悲觀論者對技術進行了浪漫主義和意識形態式的批判，呼籲人們反思技術的本質，認清技術對人和事物的絕對控制，以尋找對現代技術的超越。與樂觀論者相反，悲觀論者對現代技術具有的獨特價值取向持根本否定態度。
與技術決定論相對應，技術的社會建構論認為，技術發展根植於特定社會情境，技術演替由群體利益、文化選擇、價值取向和權力格局等社會因素決定。技術的社會建構論強調人在支配和控制技術方面的主體性地位和責任。在現實社會情境中，技術的相關行為主體（相關社會群體）是有具體價值取向和利益訴求的具體人群。不同行為主體的價值和利益的分立，一方面，可能使某項具體的技術成為相關社會群體價值妥協和利益制衡的結果；另一方面，也可能使某項技術成為處於優勢的相關社會群體所追求的東西。從整體和長遠發展來看，各項技術的相關社會群體之間價值和利益的分立，使技術決策成為一種分立性的行為；因其往往不顧及整體和長遠後果，加劇了由主體認知局限性和其它復雜性因素造成的技術後果的多向性、復雜性和難以預測性。
從價值揭示的角度來講，技術的社會建構論較技術決定論更具啟發意義，而這種技術觀又源自科學觀的建構論轉向。依據早期的「標准科學觀」（standard view of science），科學理論是對客觀經驗世界的摹寫式描述，現代技術的科學基礎絕對客觀且與主體無涉，所謂技術的內在邏輯和獨特價值等技術決定論的話語由此取得合法性。然而，20世紀60年代後，漢森、奎因、庫恩、費耶阿本德等科學哲學家的研究，將相對性引入了對科學的理解。60年代末，愛丁堡學派等激進的社會建構論者，舉起了科學知識社會學（SSK）的大旗， 開始用各種社會因素詮釋科學認知〔5〕， 聲稱科學理論所揭示的實在是科學共同體的活動所建構的實在。盡管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綱領遭遇到了各種詰難並有其自身的困難， 但情境（ context ）、 偶然（ contingency ）和建構（construction ）等概念， 已經成為後經驗主義者反思科學認知（cognition）時的共同信念。 這意味著一種新的建構論科學觀的產生：①科學理論是償試性建構活動的產物；②科學理論是科學共同體的主體際共識。沿此進路，比克（W.E.Bijker）、平奇（T.J.Pinch）、 拉圖爾（B.Latour）、柯林斯（H.Collins ）等人提出了技術的社會建構理論〔6〕，進一步將技術視為社會建構的產物。 技術的社會建構論的真正意義並不在於其立場本身，而在於它對技術決定論的批判。這是一種去蔽，即技術的社會建構論使技術決定論的極端觀點受到質疑。
雖然技術決定論和社會建構論對於技術所負載的價值有不同的看法，但它們分別從兩方面揭示了技術的價值負載：①技術具有相對的價值獨立性，這種相對獨立性不僅表現為技術對客觀自然規律的遵循，還表現在技術活動對可操作性、有效性、效率等特定價值取向的追求，而這些獨特的價值取向對於社會文化價值取向具有動態的重構作用；②技術是包括科技文化傳統在內的整體社會文化發展的產物，技術的發展速度、規模和方向，不僅取決於客觀規律，還動態地體現了現實的社會利益格局和價值取向。如果對這兩個互補的方面加以綜合，我們將看到，所謂技術的價值負載，實質上是內在於技術的獨特的價值取向與內化於技術中的社會文化價值取向和權力利益格局互動整合的結果。
2 對技術的倫理反思
由於技術負載價值，而且它所負載的價值是社會因素與科技因素滲透融合的產物，技術不再只是一種抽象的工具、社會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或一種神秘的自主性力量，我們應該透過技術的價值負載，進一步分析技術的運行過程及其核心機制的倫理意蘊。
現代技術的認知基礎的主體際建構性和技術活動的價值負載及其復雜性表明，技術從本質上來講是一種伴隨著風險的不確定性的活動。在現代技術運行過程中，技術人員與其說是把握了知識的應用者，不如說是處在人類知識限度的邊緣的抉擇者。因此，技術決不僅僅意味著由所謂科學真理決定的正確無誤的應用，科技的發展已經使風險成為內在於現代技術中的構成要素。面對技術難以消除的固有的不確定性，科技工作者需要綜合考量科技和社會文化因素，方能確定可接受的風險水平。其中，倫理因素的考慮無疑是一個重要的方面。「我們能夠接受何種風險？」「可接受的風險水平怎樣決定？」「用什麼標准？」「誰來確定這個標准？」等問題都是技術實踐中必須解答的倫理難題。
站在一個相對中性的立場，我們認為，技術的核心機制是「設計」和「創新」。縱觀現代科技發展的歷程，不難看到，如果說近現代科學把世界帶進了實驗室，現代技術則反過來把實驗室引進到世界之中，最後，世界成為總體的實驗室，科學之「眼」和技術之「手」將世界建構為一個人工世界。
從積極的意義上來講，設計是人類最為重要的創造性活動之一。設計行為貫穿於一切技術活動的始終，但由於設計是一種目的性的、有時間和資源限制的活動，完美的設計是不存在的。在現實的設計活動中，所使用的主要方法是所謂模型方法。模型方法的主旨是通過簡化抽取相關的影響因子，以有效地實現設計目的。值得注意的是，簡化的主要目的往往是保證製造的便利，而非遵循事實的規律，並且簡化模型在很多情況下就實現技術指標而言是卓然有效的。但很顯然，基於模型方法與簡化因子基礎之上的技術指標，是技術的不確定性的重要根源之一；同時，在模型式設計中，社會價值倫理因素往往被視為無關宏旨的因子而略去。而更加意味深長的是，諸如世界是一座精確的時鍾之類的機械隱喻，和人腦猶如電腦之類的信息隱喻，已經以一種時代觀念的形式滲透到了我們日常的思維方式之中。
創新是經濟化和社會化的技術體系的主要發展動力。創新是一種廣義的設計，涉及新產品、新生產方法、新市場、新原料、新的組織管理形式等諸方面。我們注意到，不論是傳統的技術創新線性模型，還是流行的鏈環模型，所關注的主要是研究開發體制、經濟環境、市場需求和組織形式等產業和經濟因素，而社會倫理價值和社會文化傾向或受到忽視，或僅被看作是一種不甚重要的外部因素。
我們還注意到，在現代技術發展的很長一個階段，佔主導地位的指導思想是技術中性論和樂觀主義的技術決定論。因此，技術設計和創新主體或者只關注技術的正面效應，或者僅將技術視為工具，只是等到技術的負面後果成為嚴峻事實的時候，才考慮對其加以倫理制約。許多具有政治、經濟和軍事目的的技術活動則往往只顧及其利益和目標，絕少顧及其倫理意含。當技術的惡性負面效應迫使人們對其加以倫理制約時，結果常常近乎徒勞——舊的「壞」技術難以克服，新的「壞」技術層出不窮，倫理價值體系似乎始終在被動退讓——好一幅技術發展的虛無主義圖景。本世紀以來，核危機、全球問題等惡性現象，以及「先製造，後銷毀」，「先污染，後治理」，「先破壞，後保護」之類的現實對策，都反映了這種思路的局限性。
著名思想家弗洛姆（E. Froom）曾對現代技術發展的兩個壞的指導原則提出質疑。這兩個原則是〔7〕， ①「凡是技術上能夠做的事情都應該做」；②「追求最大的效率與產出」。顯然，第一個原則迫使人們在倫理價值上作無原則的退讓，第二個原則可能使人淪為總體的社會效率機器的喪失個性的部件。為了使技術服務於造福人類及其生存環境這一最高的善，從根本上擺脫這兩個壞的原則，必須從技術的設計和創新階段開始，將倫理因素作為一種直接的重要影響因子加以考量，進而使道德倫理制約成為技術的內在維度之一。本世紀70年代以後興起的環境工程、工業生態化、並行工程、學科際多因素技術評估等新的技術實踐都反映了技術倫理制約內在化的趨勢。
3 走向技術與社會倫理體系的良性互動
通過對技術價值負載及其過程的反思，我們看到，技術過程與倫理價值選擇具有內在的關聯性，故可以將它們視為技術的相關行為主體的統一的技術—倫理實踐。顯然，技術—倫理實踐的理想目標應該是使技術造福人類及其環境，而達至此目標的一個基本途徑是以非暴力的方式解決技術發展所可能遭遇的社會沖突。為此，必須促成技術與社會倫理體系兩種因素的良性互動，將技術活動拓展為一種開放性的技術—倫理實踐。
在技術發展歷程中，除了政治經濟、軍事等顯見的社會因素外，許多隱含的社會倫理價值因素，例如，群體利益分配、文化選擇、價值取向、權力格局和倫理沖突等，一直在發揮著重要影響。但是與顯見的社會因素相比較，科技工作者、科技管理決策者以及公眾對其重要性的認識較為模糊，尚未達成明確的共識。這樣一來，造成了多重危害：科技工作者和管理決策者較少直接主動考量倫理價值因素；科技工作者和管理決策者有意或無意地忽視倫理價值因素時，公眾不能對其價值取向作出評判；某項技術中的價值選擇的受益者樂於維持共識不明的現狀……事實上，人們對技術的不了解，與其說是對技術因素的無知，不如說是技術所隱含的價值因素未得到公開明確揭示的結果。因此，為了促成技術與社會倫理價值體系之間的互動，首先必須公開地揭示和追問技術過程中所隱含的倫理價值因素。
其次，在技術—倫理這一異質性實踐中，技術的相關社會群體不僅應充分考慮技術過程中的倫理價值因素，使技術內在地接受社會倫理價值體系的制約，而且還應該在深刻地領悟其中的倫理精神的基礎上，主動地和創造性地構建開放的社會倫理價值體系。這種體系，既秉承原有的普遍性的倫理精神，又使倫理體系及其精神實質隨技術—倫理實踐領域的拓展而拓展，是一種可隨技術變遷而調適和變更的開放的框架。
其三，技術主體在技術—倫理實踐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實質上體現了技術主體責任。技術是人的實踐形式，而人是我們所在的世界上唯一為其行為承擔責任的生物，所以，在技術—倫理實踐中，核心的倫理精神不只是信念或良心，責任是更為重要的倫理精神。而用責任意識去衡量相關人員的行為，較以至善的信念作標准更為明確具體〔8〕。
值得指出的是這種責任的特殊性：科技人員的責任是與難以逆料的巨大科技力量相伴隨的重大責任。對此，西方責任倫理學大師憂納斯（Hans Jonas，1903—1993）認為應該強調「責任與謙遜」。他指出，由於科技行為對人和大自然的長遠和整體影響很難為人全面了解和預見，存在一種「責任的絕對命令」（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9〕，這種「責任的絕對命令」又呼喚一種新的謙遜。 所謂新的謙遜，與以往人們因為力量弱小而需保持的謙遜不同。其原因在於，科技力量是如此之巨大，以至人類行為的力量遠遠超出了主體的預見和評判能力。鑒於此，技術實踐的主體需要確立一種前所未有的責任意識。
其四，由於現代科技具有高度分化又高度綜合的特徵，為了有效地履行責任，技術的相關主體必須訴諸文化際和學科際的努力。這種努力的一個重要表現是，使技術從構想和設計階段開始就盡可能地考慮到更多的影響因子。舒馬赫（E. F. Schumacher）主張的「中間技術」運動和一些國家的技術評估活動，都是這種努力的現實體現。
鑒於以上基本認識，我們認為，為了克服技術的加速變遷與社會倫理價值體系的巨大慣性之間的矛盾，將技術活動拓展為開放性的技術—倫理實踐，必須建立一種互動協調機制——新技術的倫理「軟著陸」的機制。我們看到，層出不窮的新技術往往使技術與倫理價值體系之間的互動陷入一種兩難困境：一方面，新技術，尤其是一些革命性的，可能對人類社會帶來深遠影響的技術的出現，常常會帶來倫理上的巨大恐慌；另一方面，如果絕對禁止這些新技術，我們又可能喪失許多為人類帶來巨大福利的新機遇，甚至與新的發展趨勢失之交臂。顯然，除了某些極端違背人性的技術及其運用應受到禁止之外，對於大多數具有倫理震撼性的新技術， 自欺欺人的「鴕鳥政策」和搗毀機器的盧德主義 （Ludditism）都是不可取的， 而較為明智的方法是引入一種倫理「軟著陸」的機制。
所謂新技術的倫理「軟著陸」機制，就是新技術與社會倫理價值體系之間的緩沖機制。這個機制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其一，社會公眾對新技術所涉及的倫理價值問題進行廣泛、深入、具體的討論，使支持方、反對方和持審慎態度者的立場及其前提充分地展現在公眾面前，然後，通過層層深入的討論和磋商，對新技術在倫理上可接受的條件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識；其二，科技工作者和管理決策者，盡可能客觀、公正、負責任地向公眾揭示新技術的潛在風險，並且自覺地用倫理價值規范及其倫理精神制約其研究活動。
在現實的技術活動中，新技術的倫理「軟著陸」機制已得到較為普遍的運用。各國相繼成立了生命倫理審查委員會，在一些新技術領域，科技工作者還提出了暫停研究的原則。這些實踐雖不能徹底解決新技術與社會倫理價值體系的沖突， 但的確起到了良好的緩沖作用。 例如，1974年美國科學家曾建議，暫停重組DNA研究， 直到國際會議訂出適當的安全措施為止。盡管重組DNA研究旋即得到了恢復， 但這次暫停引起了科技共同體和公眾對此問題的關注，進而對其利弊得失作了全面的權衡，並制定了研究准則，而這對重組DNA研究的長遠發展是有利的〔10〕。無疑，這是技術與社會倫理價值體系的良性互動的一個成功的案例，它對我們實現新技術（如克隆技術）的倫理「軟著陸」實踐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