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國是怎樣掌握核技術的
其實是蘇聯美國都有一點.據說中蘇關系最好的時候蘇聯人甚至都快要賣給中國沒裝鈾的原子彈(其實問題出在赫魯曉夫身上,當時他地位不穩,需要一個一個國家支持他).而中國國產的那些專家都是從美國留學回來的.可以說中國的核技術也有美國的一部分.
以下是中國核武器研製歷程
中國發展核武器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迫不得已作出的決定。上個世紀50年代初，剛剛成立的新中國仍然受到戰爭的威脅，包括核武器的威脅。嚴酷的現實使中國最高決策者意識到，中國要生存、要發展，也必須擁有自己的核武器，鑄造自己的利劍和盾牌。1955年1月，中國政府決定創建中國自己的核工業、研製核武器，在國家制定的《1956—1967年科學技術遠景發展規劃綱要》（簡稱十二年科學規劃）中，確定了12項發展重點，原子能技術被列為首位；1958年，負責核武器研製的二機部九局（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前身）在北京成立，拉開了核武器研製的序幕。經過40多年的努力，今天，我國已擁有了一支精幹有效的自衛核威懾力量。
原子彈教學模型復算了九次
中國核武器起步之時，沒有更多的技術基礎，只有1954年—1955年先後建成的一些加速器和反應堆。
那時，無論是從各方面調來的科技專家，還是剛從學校畢業的青年人，都沒有搞過原子彈，對如何處理科研任務和學科建設的關系也眾說紛紜。九局及時作出決議，提出「以任務為綱，任務帶學科」、「邊干邊學，出成果出人才」的方針。以朱光亞、鄧稼先為首的技術業務領導，很快把任務總體進行分解，按大的學科安排了主攻方向。
以理論設計為例，環繞原子彈的物理過程，分解出炸葯爆轟、內爆物理、中子輸運、狀態方程、計算方法等幾個方面，分頭組織人力攻堅。同時在廣泛調研的基礎上，努力掌握相關學科發展前沿，結合當時的實際，鼓勵創造性地解決問題。對遇到的問題，不僅要求知其然，而且要盡量知其所以然。
1960年7月，蘇聯專家全部撤走，帶走了圖紙和資料。中國研究人員僅有的資料只是蘇聯專家向宋任窮等幾位部局領導講解原定提供給我國的原子彈教學模型時記錄下來的一些數據。而對於從未接觸過原子彈研究的中國研究者來說，這無異是本「天書」。
中國科學家復算原子彈教學模型時使用的手搖式計算器
為了熟悉和掌握設計技術，鄧稼先帶領一批剛畢業的大學生，對「天書」進行了復算，我也有幸參與其中（編者：本文作者當時擔任理論部狀態方程組組長）。那時使用的計算器起初是手搖的，稍後才是電動的，但計算器的數量不多，速度也很慢，所以計算只能採用機器不停、人員三班倒的做法。每一班8個小時搖機器，8個小時把計算結果畫在圖上。復算過程開始比較順利，但算到某一關鍵位置時，發生了計算結果與蘇聯專家介紹不符的情況。由於計算方法、公式、參數都是我們自己摸索確定的，這讓我們不得不反復考慮所進行的計算到底對不對，是不是哪裡出現了疏漏？
參與指導研究的物理學家、力學家、數學家都從各自熟悉的專業角度對結果進行審議，提出不同的分析意見和疑問；直接從事計算的年輕技術人員則盡量詳細地解釋自己計算結果的正確性和合理性。辯論往往很激烈，甚至爭得面紅耳赤，有時還要持續好幾天。在提出一些改進條件之後，又開始新一輪計算。這樣的計算反復進行了九次，結果都差不多。最後，年青的理論物理學家周光召用熱力學的「最大功原理」判定蘇聯專家給的數據有誤，才使復算工作得以繼續下去。
雖然這個事件多花了我們半年多的時間，但反復計算的過程，也使我們比較深入地認識了原子彈的內爆過程，掃清了設計原子彈的障礙，熟練掌握了特徵線計算方法。
經過兩年多的努力，中國自行設計的原子彈理論方案終於成形了，理論設計部門的學科建設也有了很大進展。1964年10月，我國自主研製的第一枚原子彈爆炸成功。兩年零兩個月後，氫彈原理性試驗爆炸成功。又過了半年，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
中國發展核武器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迫不得已作出的決定。上個世紀50年代初，剛剛成立的新中國仍然受到戰爭的威脅，包括核武器的威脅。嚴酷的現實使中國最高決策者意識到，中國要生存、要發展，也必須擁有自己的核武器，鑄造自己的利劍和盾牌。1955年1月，中國政府決定創建中國自己的核工業、研製核武器，在國家制定的《1956—1967年科學技術遠景發展規劃綱要》（簡稱十二年科學規劃）中，確定了12項發展重點，原子能技術被列為首位；1958年，負責核武器研製的二機部九局（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前身）在北京成立，拉開了核武器研製的序幕。經過40多年的努力，今天，我國已擁有了一支精幹有效的自衛核威懾力量。
兩年零八個月:從原子彈到氫彈
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到第一顆氫彈成功，美國用了七年零五個月，前蘇聯用時四年，英國是五年零六個月，法國則用了八年零六個月，而中國只用了短短兩年零八個月。
我國氫彈研製的迅速突破，得益於技術上的未雨綢繆。在原子彈成功前一兩年，錢三強等核工業部領導就覺得氫彈的探索應該及早安排。為此在原子能研究所成立了一個專門小組,後來擴大到四十餘人的研究室，負責開展氫彈的基礎工作和技術准備。1963年底，原子彈的方案剛剛完成，這個隊伍立即整體轉移到核武器研究所，在統一的指揮下，迅速展開規模更大的氫彈攻堅戰。
突破氫彈原理的J501大型電子計算機
為了掌握氫彈的內在物理規律，當時還是青年的黃祖洽、於敏和周光召同志在老科學家彭桓武先生的指導下，各領一支隊伍,分路探索。他們運用「矛盾論」的辯證唯物主義思想，從分析內因入手，即先初步掌握點燃熱核反應並使材料充分燃燒的溫度、密度條件和相關規律；再研究外因，即如何利用原子彈產生的能量提供實現熱核爆炸所需的外部條件。在較短時間內，就明確了技術攻關的重點，為迅速掌握氫彈的基本原理奠定了基礎。
我國氫彈技術突破的過程，同樣也是發揚學術民主、激勵群體智慧和創新精神的生動典範。為了在更大范圍內開展討論，舉行了多次學術討論會，專家們經常結合典型的計算結果，給大家作詳盡的分析報告，報告廳里常常擠得水泄不通。有時就在大食堂里討論，聽眾有的坐在地上，有的站在桌子上，誰有好的意見都可以提出來。如果誰也說服不了誰，就通過計算檢驗。那時候確實很難一下子判斷某一個設想行還是不行，因為沒人知道什麼是對的，實際上大家都在摸索逼近氫彈的道路。當通過計算分析最終發覺某一個設想確實走不通時，那就乾脆放棄，另闢蹊徑。人們不斷地提出設想，又不斷地否定和更新，不斷地逼近氫彈的目標。
終於，在這場群體攻堅戰中, 於敏同志率領的幾十個人的小分隊，在上海率先牽到了氫彈的「牛鼻子」，並很快形成了一套基本完整的物理方案。經過理論部的反復討論驗算，方案更趨完善，又在各方面（設計、實驗、材料、生產、測試設備、試驗場地）的通力合作下，以最快速度完成了氫彈的核試驗。有人推崇於敏為中國的「氫彈之父」，於敏總是謙虛地說，這是發揚學術民主、集思廣益的成果。彭桓武先生用一副對聯對此作了精闢的總結：「集體集體集集體，日新日新日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