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碳金融、低碳金融、低碳經濟三者的關系，求專業的解答。
低碳金融①是金融部門把環境保護作為一項基本政策，在投融資決策過程中充分考慮潛在的環境影響，把與環境條件相關的潛在回報、風險和成本都融入日常業務中，通過對社會經濟資源的引導，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1]其核心是將自然資源存量或人類經濟活動造成的自然資源損耗和環境損失，通過評估測算的方法，用環境價值量或經濟價值量進行計量，並運用於金融資源配置和金融活動評價等領域。作為一種新的社會價值尺度，低碳經濟目前已成為國際社會主流的戰略選擇，是世界各國發展低碳經濟、搶占碳交易市場戰略制高點的關鍵。
「十二五」時期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國面臨的能源與環境壓力進一步加大，以建設生態文明和發展低碳經濟為契機，大力發展低碳金融，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首先，碳交易市場具有全球應用價值和明確的收益前景，發展低碳金融有利於我國把握碳交易市場的巨大潛力，增強國際競爭力；其次，我國傳統的粗放型發展模式難以為繼，充分挖掘和有效利用低碳金融的資金融通和杠桿調節作用，是我國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能源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必然選擇；第三，碳排放權的「金融屬性」日益凸顯[2],積極發展低碳金融有利於我國推進碳交易人民幣計價的國際化進程，在新一輪國際貨幣定價體系中掌握更多的主動權和話語權；第四，在有效控制風險的前提下，低碳金融是推進金融產業經營模式創新和業務范圍擴充的有效手段，有利於增強金融機構的社會責任感。
一、我國低碳金融發展現狀及存在的主要問題。
圍繞碳減排權，發達國家目前已經開始構建以碳交易市場為基礎，包括碳基金、碳保險、碳證券、銀行貸款以及一系列金融衍生品為支撐的低碳金融體系。與發達國家的實踐相比，我國低碳金融的發展目前還處於起步階段，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存在明顯不足。
（一）相關政策法規陸續出台，但對實踐的支撐作用有限。
在發展低碳經濟方面，我國參照和遵循的國際公約主要有1998年簽署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2002年的《京都議定書》。在此基礎上，我國於2007年6月正式發布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作為我國低碳經濟發展和節能減排的指導性文件。在低碳金融方面，我國參照和遵循的主要是「赤道原則」①和聯合國環境署發布的《金融機構關於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聲明》②。在具體的業務指導方面，中國環保總局與世界銀行國際金融公司（IFC）於2008年合作制定了《綠色信貸環保指南》，以規范國內低碳金融的管理機制。
總體來看，我國目前低碳金融的操作與管理主要參照相關的國際准則和公約，國內雖然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法規，但多為指導性的意見和綱要，缺乏規范性和可操作性文件，難以起到有效指導實踐的作用。此外，低碳金融的支持性政策缺失，突出表現在財政補貼、稅收減免和金融優惠三方面的政策尚未出台，導致金融機構的發展信心不足，缺乏業務拓展的動力。
（二）金融機構創新意識突出，但業務績效相對低下。
在目前的政策和監管機制下，我國商業銀行還不被允許直接投資或在國內外市場上進行碳排放權的買賣。因此商業銀行的項目切入點主要有綠色信貸和財務顧問服務兩種。
1.綠色信貸有力推進了低碳金融的業務創新。
2008年，興業銀行公開承諾採納「赤道原則」，並於2009年1月成立可持續金融的專門業務經營機構———可持續金融中心，負責能效金融、碳金融、環境金融等領域的業務經營和產品營銷。同時，興業銀行推出多種新型業務模式，覆蓋了能源生產、運輸和使用等多個環節，突破了原有企業貸款注重擔保條件、期限較短等固有缺陷，減低貸款門檻，拓寬貸款期限。在具體的項目推進上， 2006年5月興業銀行與IFC合作簽署了「能源效率融資項目」，以IFC認定的節能、環保型企業和項目為基礎發放貸款，IFC同時為貸款項目提供相關的技術援助和業績激勵。此外，興業銀行推出以CDM機制項下的核證減排額收入（CERS）作為貸款還款來源之一的節能減排融資模式，實現了低碳金融業務的創新。[5]（PP405-406）2.財務顧問有效拓展了低碳金融的業務領域。
2009年7月，浦發銀行以獨家財務顧問方式，為陝西兩個水電項目成功引進CDM開發和交易專業機構，預計每年至少為項目業主帶來160萬歐元的售碳收入。[6]2009年10月，浦發銀行作為唯一的金融業代表，與天津中新生態城投資管理公司等聯合發起成立了中國第一個自願減排聯合組織———生態城綠色產業協會（EGIA），旨在推廣低碳金融解決方案。此外，為打造「低碳銀行」形象，浦發銀行制定了《信貸投向政策指引》和《關於開展能源效率融資項目的營銷指導意見》，對授信企業和新建項目「有保有壓、區別對待」，即對綠色產業提供重點授信支持，對環境污染、能耗超標企業明確不得與其建立授信關系，確保將優先的金融資源投入環保，致力於建設可持續發展的節約型社會。金融風險的能力。
（三）碳交易平台逐步建立，但國際競爭力有待提高。
1.碳交易市場建設相對滯後。從國內環境權益交易市場來看，目前已有北京環境交易所、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權交易所三家機構，其中北京環境交易所是政府批准設立的特許經營實體，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是綜合性國際化環境能源權益交易市場平台，天津排放權交易所是綜合性排放權交易機構。除上述三家主要機構外， 2009年山西呂梁節能減排項目交易中心、武漢、杭州和昆明等幾家交易所也相繼成立。此外，大連、貴州、河北和山西等交易所目前也都在緊密籌備中。雖然各地碳交易平台成長迅速，但只是一級交易平台，碳交易市場的容量有限，遠落後於美國、歐盟等國家和地區。此外，各交易所之間缺乏溝通，業務內容和經營准則差異較大，離統一的碳交易平台還有相當差距， CDM機制支持低碳經濟的作用有限。
2.注冊項目成交偶然性大。我國目前已成為世界上CDM最大的供應國。據CDM執行理事會網站預計，未來中國每年將獲得1. 9億噸碳排放權簽發量，佔CDM項目年簽發總量（3. 2億噸）的59%。[7]
截至2009年9月，國家發改委批準的CDM項目共有2232個。盡管在供應量上占絕對優勢，但由於缺乏統一的碳交易平台，我國現有的幾個地區性交易所還處於試點階段，交易清淡，已發生的交易項目偶然性很大，且已成交的CDM項目價格遠低於國際通行價格。有資料顯示，目前國際市場上碳排放交易的價格一般在每噸17歐元左右，而我國國內的交易價格只在8-10歐元左右，不及歐洲二級市場價格的一半。[8]可見，我國低碳金融業目前處於全球碳交易產業鏈的低端，缺乏定價權和國際話語權，市場潛力未充分挖掘。
二、我國低碳金融發展的約束因素分析。
低碳金融的發展反映出我國本土市場對未來碳交易市場的敏感性，但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約，我國低碳金融的發展面臨明顯的兩難境地：一方面，低碳金融要符合向低碳經濟轉型的國家政策需要；另一方面，金融機構要確保自身業務的可持續增長。要協調好上述兩方面的問題，就必須深入分析制約低碳金融發展的相關因素。
（一）意識約束是制約低碳金融業務發展的根本原因。
長期以來，金融機構被認為與環境問題無關，但隨著我國資源環境壓力不斷加大，企業的社會責任被逐步提上議程，越來越多的金融機構被要求參與到環境問題的解決中來。在此情況下，如何在原有經營模式與新的發展策略之間尋求一條可行出路，就成為金融機構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課題。然而，由於低碳金融短期內投資成本大於經濟收益，金融機構對開展低碳金融業務的態度普遍比較謹慎，目前已成交項目的價格偏低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金融機構對低碳金融業務的收益狀況存在質疑。同時，我國目前有關低碳金融業務發展的政策法規和實施框架至今尚未落實，金融機構的生存環境和盈利空間存在顯著差異，一些達不到低碳發展標準的業務行為給其他金融機構造成了不良影響。此外，低碳金融興起和發展的時間較短，我國金融機構對其利潤空間、運作模式、風險管理、操作方法以及項目開發、程序審批等均不熟悉。在未對低碳金融業務充分把握的情況下，金融機構不敢貿然介入其中。
（二）成本約束是導致低碳金融預期收益不良的重要條件。
1.低碳金融發展的機會成本分析。低碳金融的發展強調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三者並重。
要實現金融領域的低碳發展和生態創新，初期需要巨大的資金投入和強力的政府支持。按照國際通行做法，為消除市場風險，政府資金通常先行注入，商業資金後續跟進。但我國目前低碳金融領域的政府作用有限，在4萬億刺激經濟的投資中，屬於低碳經濟生態環保的投資比例只有5%,低碳金融的發展動力主要源自企業自身的社會責任。巨大的市場風險和有限的投資回報並存，導致低碳金融業務的機會成本較高，國內金融機構普遍持觀望態度。
2.低碳金融發展的交易成本分析。由於缺乏碳交易定價權和統一的碳交易平台，我國的CDM項目發起人在同國外CERS需求方接洽時只能進行分散的「談判」，交易成本巨大，容易造成CERS的壓價現象，使我國投資者處於不利地位。此外，基於項目的交易涉及跨國項目的報批和技術認證等問題，監管部門要求指定的國際運營機構來負責項目的注冊和實際排放量的核證，所涉及到的費用高昂。在政策缺失的情況下，CDM機制和節能減排所蘊涵的巨大商業價值短期內無法有效轉化為現實利潤，金融機構發展低碳金融業務的經濟目標與生態目標存在矛盾。
盡管金融機構的業務創新意識不斷提高，業務模式也得到積極拓展，但就項目實施的效益而言則不盡如人意：首先，從業務創新的主體來看，低碳金融業務目前主要集中在少數商業銀行，大多數金融機構的積極性不高，普遍持觀望態度；其次，低碳金融業務面較窄，大多數銀行設想有餘、執行不足，呈「蜻蜓點水」狀③。第三，碳信用機制尚未建立，我國從事低碳金融業務的機構普遍缺乏抵禦和防範國際（三）稟賦約束是阻礙低碳金融模式創新的直接根源。
1.交易環境不健全。由於低碳金融業務的項目鏈條較長，在融資擔保和合同訂立等方面需要特定中介機構的介入與協助。我國目前低碳金融領域的中介機構發展不成熟，中介機構的專業人才儲備也不到位，導致開展低碳金融業務的內部動力嚴重不足。此外，目前國際碳交易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和地區，存在嚴重的市場分割，我國缺乏統一的碳交易平台，從事碳金融交易的市場形式多種多樣，既有場外交易機制，也有不少的交易所；既有政府管制產生的市場，也有參與者自發形成的市場。這些市場在制度安排上差異較大，絕大多數市場效率比較低。
2.業務模式亟須創新。當前國內商業銀行在低碳金融方面雖有所行動，但業務模式主要以CDM項目融資和掛鉤碳排放權的理財產品為主，遠未深入低碳金融領域的核心。不僅碳基金、碳證券、碳期貨和碳掉期交易等金融衍生品匱乏，而且滿足CDM項目下多樣性金融需求的創新產品也鮮有耳聞。此外，我國現有低碳金融業務處於國際價值鏈的低端，不利於金融機構國際競爭力的提升。要增強國內金融機構的業務能力，需要切實加強其對低碳金融專業知識的深入了解，創新高層次業務模式，特別是中介服務模式。
（四）風險約束導致金融機構的業務積極性嚴重受限。
1.市場風險。低碳金融是基於市場環境的金融創新，客觀上必然遵循市場價值規律。要實現經濟目標和環境目標的雙贏，金融機構必須著眼於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深入探索能夠提高環境質量、降低交易成本、增強經濟收益的有效策略。但目前來看，我國以化石燃料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短期內無法根本改變，未來金融領域對「兩高」項目的融資貸款獲利空間仍然較大，要轉向發展低碳金融，不僅需要巨大的資金投入，還可能面臨低碳項目回報有限的尷尬局面。因此，在政策法規缺失的情況下，發展低碳金融首先面臨較大的市場風險。
2.項目風險。目前我國的低碳金融業務主要是以CDM機制下的融資貸款為主，這僅是低碳金融業務領域的低端項目。要加快低碳金融發展，勢必促使低碳金融項目鏈條的擴展與延伸，擴大碳基金、碳期貨和碳證券等金融衍生品的交易范疇。上述交易通常涉及到兩個以上的國家，而且交易項目不僅需要滿足東道國的政策和法律，還要滿足環境認證的國際約束。此外，項目建設和評估過程中，項目可行性分析是否通過、項目是否按期建成投產、碳排放量的評估測算是否符合要求等均存在不確定性，使得高端低碳金融業務面臨較大的項目風險。
3.操作風險。在既缺乏必要的低碳金融業務知識，又不具備專業人才儲備的情況下，國內金融機構難以獨立勝任發展低碳金融的重任。同時，由於低碳金融項目需要依託國際市場，國內金融機構在交易中需要頻繁與國際金融組織、專業評估公司和金融中介機構等進行接觸，業務往來中存在較多不確定因素。此外，目前國際低碳金融項目以歐元、美元、瑞士法郎和英鎊為主要計價貨幣，我國缺乏定價權，國內金融機構在業務操作中勢必面臨較大的操作風險。
（五）政策約束導致金融機構的發展理念相對保守。
1.國內政策嚴重缺位。出於趨利動機和成本收益的比較，國內政策缺位導致低碳金融發展的外部動力明顯不足：一方面，低碳金融業務缺乏具體的可操作標准。如《關於落實環境保護政策法規》和《防範信貸風險的意見》等均為綜合性、原則性的文件，缺少具體的操作規范和評估標准，金融機構難以把握。另一方面，激勵和扶持措施尚未出台。雖然低碳金融具有良好的社會效應，但低碳金融發展面臨較高的成本，目前有利於扶持其發展的稅收優惠、稅收減免、財政支持和利息補貼等政策措施尚未出台，這勢必打壓低碳金融的發展。
2.國際規則前景不明。對於有待進一步降低成本以促進商業化、需要繼續研發具有技術可行性的低碳金融產業，國際機構和專業公司傾向於採取比較保守和謹慎的態度，造成了低碳金融的變化充滿不確定性。例如，目前我國是《京都議定書》的附件I國家， 2012年之前不必履行減排義務，因而獲得了碳交易市場的巨大商機。但是2012年之後《京都議定書》是否續簽、中國能否繼續保持附件I國家的位置則不得而知。在此情況下，國內金融機構開展碳排放交易時勢必重視低碳金融業務的潛在政策風險，大量商業銀行對低碳金融項目持觀望態度也就在預料之中了。
三、創新我國低碳金融發展的對策建議。
低碳金融的發展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有關各方的共同努力。我國「十二五」規劃已經明確了低碳金融發展的總體思路，即以市場導向為主，加以強制性的政策管制。在此思路的指引下，我們需要強化政府、金融機構和企業等各行為主體的責任意識，通過有效的政府規制和完善的市場機制，實現低碳金融的良性、可持續發展。具體來看，今後應當切實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一）強化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為低碳金融發展提供製度支撐。
1.加大輿論宣傳是前提。輿論宣傳的根本作用是消除金融機構發展低碳金融的不良預期和觀望心理，增強其業務拓展和模式創新的積極性。首先，應加強關於低碳金融的正面報道。對在低碳金融領域有所建樹的金融機構進行報道，突出其經營業績和社會效應，增強社會對低碳金融的認可。其次，強化試點地區和單位的引領、示範作用，通過宣傳典型的方式，選拔在低碳金融領域有所創新的單位，給予表揚和政策扶持。一方面強化低碳金融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戰略地位，另一方面突出政府對低碳金融業務的扶持態度，有利於消除金融機構對低碳金融業務的顧慮。
2.出台政策法規是保障。制定並實施發展低碳金融的激勵機制和相關政策，是創造低碳金融發展良好外部環境的重要保障。在政策制定過程中，首先需要明確政策制定的三項基本原則，即適應性、傾向性和可持續原則。具體而言： （1）政策性綱要。
在借鑒國際經驗的基礎上，盡快出台低碳金融發展的法律法規，以行政手段推進低碳金融發展的制度性變遷。（2）操作性文件。一方面制定妥善、長期的碳價格機制，讓市場對碳交易價格有一個長期穩定的預期；另一方面細化低碳技術創新、低碳金融業務類別、項目評估和成果轉化等的操作流程。（3）激勵措施。制定扶持低碳金融發展的扶持性政策，強化激勵機制，引導社會資本向低碳金融聚集，這是提高金融機構認可度、穩定各利益主體發展信心的重要保證。
3.建立信息披露機制是補充。要強化低碳金融的社會效應，避免逆向選擇和尋租行為的發生，建立有效的碳交易信息溝通和披露機制很有必要。首先，政府應當建立統一的碳交易信息溝通機制，客觀、全面、及時地發布碳交易相關信息，以提高碳排放信息的透明度，消除不完全信息的影響。其次，建立嚴格的監督和披露機制。監管當局、非政府組織、銀行業協會和媒體等方面應當建立經常性的溝通與互動機制，及時通報商業銀行執行「赤道原則」、推進環境風險管理、實施低碳金融等方面的情況，既能規範金融機構的操作，又能增強社會的理解和支持。
（二）強化金融機構的杠桿調節作用，為低碳金融發展提供政策扶持。
1.自身環境友好是基礎。要充分發揮金融機構的引領作用，首先要強調其作為低碳理念推廣的「踐行者」，通過制定嚴格、規范的《企業低碳發展意見》
等約束性文件，樹立「寓義於利」的企業社會責任觀，將可持續金融作為金融機構經營與管理的核心理念。具體而言，金融機構要加強對低碳金融問題的研究，樹立「低碳經營理念」，從業務流程與規則上確保企業的經營策略和管理機制與低碳發展目標相一致。然後，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加快探索建立節能環保金融服務的長效機制，在業務流程和項目運營規則上把好入口關和懲罰關，將低碳理念貫徹到項目審批和貸款發放等各個環節，嚴把「低碳」關。
2.杠桿調節作用是重點。商業銀行是低碳金融發展的主體，應當通過建立金融機構環境信用評級等手段，發揮其在貸款和項目融資中的杠桿調節作用。
具體而言，要充分考慮項目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等因素，推行「有保有壓、區別對待」的信貸策略，配合我國能源結構和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對節能環保、可再生資源開發等項目採取「積極進入」政策，提高授信額度；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節能環保達標但屬於信貸限額管理的項目，採取「適度進入」策略；對高耗能、高污染行業設立環境准入門檻，採取「限制進入」政策。
此外，還應高度重視環保標准提高所帶來的系統性風險，採用利率杠桿對現有融資客戶進行結構調整，對以往發放的「兩高」行業予以利率上浮，形成對企業履行「節能減排」責任的硬約束。
3.業務模式創新是關鍵。在國內相關政策缺失的情況下，要有效應對低碳金融發展面臨的巨大投資成本，需要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把環境因素引入金融創新之中，積極開發相關的金融衍生品。具體而言： （1）開展碳權質押融資貨款，實現對企業「環保責任」的軟約束。只要銀行與CDM業主及發改委三方約定，客戶出售CERs所獲得的資金就只能進入指定賬戶，並在客戶不能償還貸款時，貸款銀行有權處置客戶獲得的CERs。（2）開發環境金融產品，並形成合適的產品結構。如建立綠色基金、發行綠色債券、完善綠色信貸，開展低碳掉期交易、低碳證券、低碳期貨、低碳基金等各種低碳金融衍生品的業務創新，改變我國在全球碳市場價值鏈中的低端位置。
（三）強化企業社會責任，為低碳金融發展提供條件保障。
1.轉變企業經營理念。低碳金融將企業的社會責任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層面，要求企業必須超越把利潤作為唯一目標的傳統經營理念，在生產過程中注重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有機結合。
要實現這一目標，可以從三方面進行探索： （1）建立企業節能長效機制，通過改進生產方式等手段提高企業的能源利用效率，突出低碳理念對環境和社會的貢獻； （2）購買「熊貓標准」中的碳減排指標，積累企業碳資產管理能力，實現碳中和； （3）進行公開透明的企業減碳行動，在實現企業自身碳減排目標的基礎上，引領和帶動其他經濟體的減碳行為，形成良好的社會氛圍。
2.規范碳減排的監督和約束機制。我國目前還沒有形成環保責任「自動履行」的社會輿論氛圍，企業缺乏可持續發展的生產價值導向，因此要促使企業履行「節能減排」責任，單靠企業自身的社會責任意識是遠遠不夠的，必須通過有效的監督和約束機制來規范與管理。今後可建立或指定一個全國性的專業機構為中心，按行政區劃分設相應的信息採集點，組建「企業綠色社會責任聯盟」。在具體操作中，各地區監督中心負責區域內企業碳減排情況的調查與數據搜集，在核證完畢的情況下向中心報送，中心負責信息的比較和共享。對未按要求履行環境責任的企業，聯盟有權進行信息披露，相關金融機構可以據此對不達標企業設立環境准入門檻。
3.加快統一的碳交易平台建設。隨著碳排放權和排污權衍生為具有投資價值和流動性的金融資產，我國碳交易市場的規模逐漸擴大，現有的碳交易平台已經無法滿足低碳金融發展的需要。此外，我國各地的環境權益交易所彼此孤立、缺少聯系，離多層次的碳交易市場體系還有差距。要促進低碳金融的發展，必須充分考慮國內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在此基礎上制定公平合理的交易制度，加快統一碳交易平台的建設。具體而言，我國可以借鑒發達國家「總量控制與交易制度」的模式，按照「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對初始排放權按區域進行劃分[9]:
一方面，合理確定各區域的排放總量，由高污染地區向低污染地區付費，以此促進區域間的平衡發展，注重公平；另一方面，初始配額的分配可以考慮招標、拍賣等市場分配方法，以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