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晏理財產品有哪些

㈠ 劉晏的經濟思想

劉晏主要是利用商品經濟增加財政收入。他熟悉商情﹐在他看來﹐到處有增加收入的門路:「自言如見錢流地上」(《劉晏傳》)。劉晏認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足用」(《食貨志四》)。鹽是人們的急需之物﹐因此﹐稅於鹽價﹐使鹽利成為增加財政收入的重要項目。這一理財特點﹐被史家贊為「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劉晏傳贊》)。劉晏的經濟思想接近於西漢的桑弘羊﹐他的理財辦法比桑弘羊有新的創造﹐但所涉及范圍則要狹小得多。
理財以養民為先 劉晏把賦稅的增加建立在戶口增加的基礎上。他認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為先」(《資治通鑒》卷二百二十六)。他的增加賦稅收入的辦法﹐不是單純依靠增稅﹐而是通過實行有利於人民休息的政策﹐以促進人口的增加和生產的發展﹐使稅源得以擴大。劉晏改革轉運制度﹐採取僱傭勞動的辦法﹐就是一項有利於人民休養生息的措施。在劉晏任轉運使的初期﹐全國戶口只有二百萬﹐後來增加到三百餘萬﹐而且增加的都在劉晏所管轄的地區。「養民為先」的政策確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在賑濟貧民問題上﹐劉晏有獨特的主張﹐他不贊成進行無償的賑給。他認為：「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新唐書.劉晏傳》)。因此在發生災荒時，他除了及時進行減免賦稅和必要的貸放外，主要是利用常平法，在災區出賣糧食，收購其它雜貨，運往別處出賣或留給官府自用。他認為這樣做既不會造成國用的不足，又能使「下戶力農」得到實際好處。

㈡ 唐朝最頂級的財政高手劉晏都有哪些理財思想呢

劉晏的確是唐朝最頂級的財政高手，雖然沒有著書立說，但是通過他的理財活動，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他的光輝的理想思想。

其七，“四方動靜，莫不先知”（舊唐書·劉晏傳）。劉晏注意了解社會經濟動態，重視調查研究。他受命輸漕運後，即親赴各地考察，坐船從淮河、泗水到汴河，又從汴河到黃河。實地考察了運輸線路，採取切實可行的步驟和措施，從而取得前所未有的漕運業績。

其八，“辦集眾務，在於得人”（《資治通鑒》卷226）。劉晏建立了一整套精乾的財經管理機構和廉潔的職官隊伍，這是他的政策措施得以順利貫徹實現的基本保證。

其九，“儉於家而利於眾”（舊唐書·劉晏傳）。劉晏生活儉朴，辦事講效率。劉晏被楊炎陷害致死，在查抄他的家產時，只有“雜書兩乘，米麥數斛”。在唐以後很長的時間里，劉晏一直為歷史學家和理財者所推重，以至他的作法和思想被奉為理財的典範，影響極為深遠。

㈢ 劉晏的經濟改革

由於長達8年的安史之亂，唐王朝千瘡百孔，當時唐朝經濟十分蕭條，財政極為困難，劉晏採取一系列有效措施，發展生產，開源節流，使唐代財政逐步好轉。劉晏在任期間，辦成了幾件大事： 史書說：「安史之亂，天下戶口十亡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資，皆倚辦於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劉晏為挽國家之傾危，解人民於倒懸，身體力行，嘔心瀝血，幾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他上朝時騎在馬上，心裡還在籌算賬目，退朝後在官署批閱文卷，常常是秉燭夜分。他飲食簡素，室無婢，死時只留下兩車書籍和幾斗米麥。在官吏貪暴的封建社會，一個理財大臣，兩袖清風，這是非常值得稱道的。 由於劉晏的理財方針、措施、辦法適應唐王朝經濟殘破的局面和當時社會的需要，所以使唐王朝的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人民也得以養息。他初受命為轉運使時，全國才二百萬戶，國家財政收入只有四百萬緡。到了779年，戶口增加到三百萬戶，財政收入達一千三百萬緡（其中鹽利過半），而國家並沒有增加農民的稅收，劉晏真正做到了「斂不及民而用度足」。他的貢獻是很大的，無怪乎人們經常把劉晏與管仲、蕭何相提並論。歷史貢獻
他懂得增加財政收入的前提在於發展生產，安定人民生活，史書上稱劉晏「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

㈣ 唐朝名臣劉晏以愛民、養民為基礎的理財之道體現在哪些方面

中國歷代被稱為神童的人非常多，但少年成名，長大後未必有高於常人的成績和作為。相反由於過早的捧殺和拔苗助長，導致這些神童苗子早早地“枯萎”，宋朝天才神童方仲永就是因為後來缺乏教育和學習，長大後成了普通人。

其二，規定在錢幣不足的狀況下，先由政府把絹的定價調高，然後允許“商人納絹以代鹽利”。這樣可以維持食鹽的銷售，防止私鹽的泛濫，此外通過鼓勵商人納絹，政府得到了大量絹帛，也省去了先收錢再轉購絹帛為士兵製作軍服的麻煩。

其三，針對邊遠地區因食鹽少導致鹽價高的問題，他在邊遠地區建鹽倉，當鹽價高時“則減價鬻之民”。這樣一來，不僅百姓的食鹽困難得到了解決，官府也可以從中獲取小部分利潤，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

其四，鼓勵百姓加入食鹽生產的行業中來，通過發展鹽業擴大食鹽流通，爭取更多的鹽稅收入。這樣可以使更多的百姓從生產鹽的勞作中獲利，政府也不至於以剋扣鹽戶煎鹽本錢或抬高鹽價來搜刮鹽利。

自劉晏施行民制官收、商運商銷的新鹽政制度後，大批鹽吏被裁減。運輸成本降低後鹽價降了下來，商人因此獲得了利潤，百姓也得到了實惠，國家稅收也大大增加。改革前，唐朝政府每年的鹽稅收入僅有60萬緡，改革後的十多年間，這個數字連續上升，到大厲末年(779年)，增至600多萬緡。此時，鹽稅的收入佔了當時唐朝政府財政收入的一半。

劉晏改革鹽政，不以苛捐雜稅為手段，而是在保證商人和百姓利益的基礎上，通過改善制度來謀取大利。

後來，他推行“常平法”改革糧價時，同樣堅持“養民以養稅之道”的理財理念。為了真正做到“養民”，他首先在各州縣設置了收集當地農業經濟信息的“知院宮”，任命勤廉愛民的有志之士為知院官。

知院官每月收集當地包括天氣狀況、物價、莊稼好壞等經濟信息後上報給中央，中央政府據此對當地實施“豐則貴取，飢則賤與”的惠民策略。如果某地農業豐收，政府就以高價收購糧食，存入倉庫，或者以低價出售給因水旱災害等原因歉收的地區。常平法防止了糧食豐收時谷賤傷民，也防止了災荒時糧價上漲，穩定了物價，確保了民生。

劉晏主張的以”愛民”“養民”為基礎的理財之道，並非是指政府簡簡單單的“施捨”百姓的行為。他指出:“王者愛人，不在賜予，當使之耕耘紡織，常歲平斂之，荒年蠲救之。”在施行賑濟的時候，他不會只考慮災民一時的利益，而是從長遠角度出發。他說:“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不使至賑給。故賑給少則不足活人,活人多則闕國用,國用闕則復重斂矣!”

為了保證救災的支出不會影響國家的財政，也就是避免救災過後政府由於支出過多而增添賦稅，他未雨綢繆，在災荒發生前就先設立用來平抑物價的倉庫。在救災過程中，他又施行“賤以出之，易其雜貨”的救濟策略，即以低價災糧換取災區的土特產，鼓勵災民投入到副業生產中，盡快回復災區經濟。在劉晏的一系列“以養民為先”的改革下，唐政府的財政狀況大大改善，國家變得富有，人口也大大增多。

經過十多年，全國戶口就由200萬增加到300餘萬，增加的人口大多分布在劉晏所管轄的地區。如果不是劉晏這些理財思想和理財舉措，唐朝終將一蹶不振，更不會延長了100多年的國運。

㈤ 劉晏理財是什麼典故

唐代名臣、理財家劉晏是曹州南華（舊址在今河南東明縣東南、金代時被黃河淹廢）人，從小聰明好學，才華出眾，年幼時即被帶往京師，授予正字（校對）之職。曾歷任夏縣、溫縣縣令，四十歲調任侍御史。安史之亂後，肅宗任用為戶部度支郎中（主管財政的收支），主管江淮租賦之事。

劉晏寶應元年（762）唐代宗即位，任劉晏為長安京兆尹、戶部侍郎兼任判度支、鑄錢、鹽鐵使及轉運使。第二年，劉晏遷吏部尚書、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租庸使。廣德元年（763）、劉晏升「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度支諸使如故，因主管財經，被稱為「計相」。後以功升「戶部尚書」，管理財政經濟十餘年，功勛卓著。德宗繼位後，戶部度支仍由劉晏兼管。楊炎做宰相後，為替劣跡昭著的前宰相元載報仇，排擠、構陷劉晏，引起德宗疑慮，先將之貶為忠州（今四川忠縣）刺史，後又「賜死」。

劉晏受命於安史之亂後的危難之秋，理財十多年，使唐王朝渡過嚴重的財政難關，得以延續下去。劉晏理財，主要抓了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恢復，改進江淮漕運，解決向京師運糧之事。關中地區雖產糧，卻難以滿足供應京師百姓和大批禁軍之需，每年需從江淮調運百萬石糧食。水路運輸，路長水遠，過水勢湍急的三門峽，常常船翻糧沉，走陸路則山道崎嶇，牲畜拉馱，勞民傷財。安史之亂時，漕運更加艱難，京師嚴重缺糧，米價漲到每斗一千至一千五百錢，官府廚中都無多餘糧食，京畿農民捋下田中青穗，供給缺糧的禁軍。廣德二年（764），劉晏率隨從南下江淮，沿途察視河道，看三門峽的棧道和石渠，到河陰（今河南河陰縣東）、洛口（今河南鞏縣）觀察汴水、洛水人河口，計謀對策，組織佚丁，疏浚汴水；在揚子縣（今江蘇儀征縣）建立十個船場，令人打造裝糧千石的大船二千艘，僱用船工水手，以十隻船編成一隊，由軍官督運，改私運為官運，保證了運糧的安全；又改「直運」為「分段接運」。以往江南船隻二月在揚州集中，四月入淮渡汴，六七月才到黃河口，需歷時半年始能往京師運，這樣耗費巨大，糧食受損嚴重，分段接運是將全程分為四段，各段船工熟悉本段的水情，損耗小；又以運一段，在岸上存貯一下，減少損失，三門峽一帶，則採用部分人撐篙，部分人拉纖的辦法，一步步將船拖過陝峽逆流，避免了船翻糧沉。

從此，汴、黃漕運通暢，糧食源源不斷運到京師。人們稱贊劉晏「見一水不通，願荷鍤而先往，見一粒不運，願負米而先趨」。每年運糧四十萬石，有時多達百萬石，而且大大節省了運費，從過去「斗錢運斗米，到每石糧運費只需三百四十文錢，京師米價躍降，朝廷收人增加。劉晏剛辦漕運時，朝廷年收入四百萬緡，大歷末年增加至一千二百多萬緡。

久經戰亂，朝廷財政虧空，劉晏決定從食鹽專賣上獲利。從唐乾元元年（758）起，朝廷實行食鹽專賣，每斗一百十文。上元二年（761），元載為戶部尚書，任鹽鐵使。他廣設鹽官，選派豪吏督收鹽利，賣不掉便強行攤派，常常「一吏到門，百家供奉」，百姓受害非淺。

劉晏接管鹽務後，首先精簡管鹽機構一一監院，裁減冗員，清除貪官豪吏。在主要產鹽區，保留十個鹽監、四個鹽場。鹽監是管理食鹽生產和收購的機關，鹽場是中轉的棧場。此外，在主要城市設立十三個巡院，負責管理食鹽市場、緝查鹽販走私活動等。劉晏還著手改革食鹽專賣制度，由官運官銷改為「就場專賣制」：即由鹽官統一收購，集中到鹽場後再轉賣給鹽商，食鹽流通稅包含在鹽價中。商人繳納鹽款後，可自由運銷，即民制、官收、商運、商銷。在邊遠地區，劉晏令存貯部分食鹽，稱「常平鹽」，以防止鹽價上漲，穩定市場。此外，還採取一些措施，如在交通要道設立鹽倉，可就近調撥運銷；請求朝廷嚴禁地方亂收費，以減少運鹽成本；鼓勵以絹代錢購鹽，以解決將士的衣著；等等。

劉晏管理鹽務後，朝廷收入大增，原江淮鹽利每年約四十萬緡，大歷末年增到六百多萬緡，佔全國財政收入的一半。

在征稅方面，劉晏也一反元載的做法，廢除額外的橫征暴斂，派人任「知院官」，掌管各地農事，上報朝廷以決定減免或調整租稅。還設立「常平倉」，注意調節糧價。在糧食上市時，商人壓價，各地官府則以高於市場的價錢收糴糧食，避免「谷賤傷農」，在青黃不接或欠收年頭，官府以低於市場價格供應缺糧農戶，避免「谷貴傷民」，並以重價召募「疾足」（跑得快的信使）了解四方物價情況，三五日內京師就可知曉。劉晏掌握情況後，及時平抑物價。這樣，既穩定了民心，又保證了官府的財稅收入，「朝廷獲美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

劉晏理財的另一做法即「均輸」，朝廷將賦稅收入折成錢，以低價從產地收購各種土特產品，轉運到京師和高價地區出售，這樣，既調節了供求，朝廷也增加了收人，對生產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到大歷末年，劉晏所轄各事總收入每年一千二百萬緡，其中鹽務佔百分之七十，比初任事時增加十倍。

當時，朝廷因銅料不足，錢幣短缺，物價轉跌。劉晏以鑄錢使身份，精工足料，鑄造足值的貨幣。他還在徵收或換購的物資中，把一部分零星不值錢、供應京師都不足以抵償運費的東西運到盛產銅砂的淮楚地區，以換回銅砂鑄幣，一年可達十餘萬貫，保證了京師等地市場流通的需要。

對於劉晏的功績，《新唐書·劉晏傳》這樣評價：「因平準法，斡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資，以佐軍興，雖拿兵數十年，斂不及民之用度足」，「富其國而不勞於民，儉於家而利於眾」。

㈥ 神童當官，哪位理財家，拯救了唐朝經濟危機

劉晏是唐朝的神童，也是歷史上有名的理財家，他為大唐解決了一次經濟危機，一生在財政管理方面做貢獻。

劉晏在7歲的時候就已經是出口成章了，由於他的才能出眾，唐玄宗直接封他為太子正字，這是歷史上當官的最小年齡了。劉晏一生當了大小官很多，但是一直都是負責財政方面。在古代國家財政的主要收入就是稅收，對於國家來說稅收越多越好，但是對於百姓來說稅收多了就會苦不堪言，無法生存，所以這種差事是屬於出力不討好的。安史之亂後唐朝的經濟更是非常的不景氣，這是劉晏被重用，希望發揮他的理財能力。

後來劉晏就幫助唐朝解決了經濟危機，對於一個國家來說經濟是發展的命脈，當時唐朝發展迅速也是因為有劉晏及相關人員的努力，制定了更多便於經濟發展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