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店鋪在古代叫法優選匯總94句
1. 店鋪在古代被稱為肆，是表示商店的詞語。
2. 古代的葯鋪稱為「葯店」、「葯房」、「葯局」等，而古代的書店則稱為「書坊」、「書肆」、「書局」等。
3. 不同地區和不同時期的商鋪有不同的名稱，如北方的「胡同」和南方的「街巷」，還有以行業為名的「葯鋪」、「鐵鋪」、「綢緞庄」等。
4. 古代開業時，商家會根據自己的字來命名，如《出師表》中的「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中的「開張」指開業。
5. 古代的商店可以有不同的名稱，如綢緞庄稱為「瑞蚨祥」，鞋庄稱為「同升和」，飯庄稱為「全聚德」。
6. 古代的酒肆、茶肆、茶樓、酒樓等都是商店的雅稱，反映了古代商業文化的繁榮。
7. 古代商鋪的名稱與商品、地點、商家有關，如雜貨鋪、當鋪、鋪家（店家，商店）、鋪席（店鋪；商店；商人）、鋪行（店鋪和商行）等。
8. 古代的葯鋪、書店、茶莊等都有特定的名稱，如葯鋪稱為「葯店」、「葯房」、「葯局」，書店稱為「書肆」、「書坊」、「書鋪」、「經籍鋪」等。
9. 古代商鋪的名稱也與地域和時代有關，如北方的「胡同」和南方的「街巷」，還有以行業為名的「葯鋪」、「鐵鋪」、「綢緞庄」等。
10. 古代商鋪的名稱有肆、鋪、號、行等，如肆是指店鋪，鋪是商店的俗作，號是商家的代號，行是營業機構或商行。
11. 古代商鋪的名稱也有雅俗之分，如酒肆、茶肆、茶樓、酒樓等是商店的雅稱，而雜貨鋪、當鋪、鐵鋪等則是俗稱。
12. 古代商鋪的名稱也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文化和商業環境，如市場、市集、酒肆、茶樓、葯鋪等。
13. 古代商鋪的名稱也有特定的稱呼，如小店兒是指小型的商店或店鋪，走街（走街）是中世紀歐洲常見的商店類型，市集（市場）是人們交易商品的集中地。
14. 古代商鋪的名稱也與經營范圍和商品有關，如綢緞庄、鞋庄、飯庄、酒肆、茶樓、米店、布點等。
15. 古代商鋪的名稱也有不同的叫法，如酒肆、茶肆、雜貨鋪、當鋪、書店、葯鋪等。
16. 古代商鋪的名稱也有地域之分，如北方的「胡同」和南方的「街巷」，還有以行業為名的「葯鋪」、「鐵鋪」、「綢緞庄」等。
17. 古代商鋪的名稱也有時態之分，如綢緞庄、鞋庄、飯庄、酒肆、茶樓、米店、布點等。
18. 古代商鋪的名稱也有不同的稱呼，如酒肆、茶肆、雜貨鋪、當鋪、書店、葯鋪等。
19. 古代商鋪的名稱也有特定的叫法，如綢緞庄、鞋庄、飯庄、酒肆、茶樓、米店、布點等。
20. 古代商鋪的名稱也有不同的叫法，如酒肆、茶肆、雜貨鋪、當鋪、書店、葯鋪等。
Ⅱ 盎格魯撒克遜主義是什麼意思
在英語的世界當中，盎格魯撒克遜這個詞一般是指中世紀時期的一個特定歷史階段。有時候一些現在不流行的某下小眾用法仍會闖入人們的日常用語——例如常見的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WhiteAnglo-SaxonProtestant)，它一度被用來描述特定類型的美國東海岸精英群體——但並不算特別常用。現在說英語的人，基本不會再把自己描述成盎格魯-撒克遜人。對我們生活於其中的這個現代多元文化社會來說，這樣的稱呼過於老態龍鍾，並且也特別令人尷尬。
然而在法國，情況略有不同。同樣的詞語通常被用作形容詞來使用，並且滲透到了社會各個階級的日常語言當中。法國人簡單地用盎格魯-撒克遜人一詞，就把英國人、美國人、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亞人一並包含在內。他們十分喜歡就所謂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modeleanglo-saxon)展開無休止的爭論，這個幾乎是無所不包的說法，涵括了英語世界中的文化、社會、經濟、政策等等各方面。法國人還愛好機械地把盎格魯-撒克遜文化(unecultureanglo-saxonne)與針對它的不計其數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s)並列在一起來加以比較。哪怕是法國的政治家和媒體評論人，也一向是肆無忌憚地使用諸如模式、道路或是理念這樣的詞來修飾盎格魯-撒克遜——在這么做的時候，他們自信心十足，從來不擔心法國聽眾沒法理解他們在使用這個詞時所要表達的各種意義。
上述這些現象對一個敏銳的人而言可能會不太舒服。首先，盎格魯-撒克遜這個說法，包含有一些不太靠譜的種族和族群方面的暗示——大家都知道，這個詞在19世紀和20世紀其實構成了一段不太光彩的歷史的一部分。一個簡單的事實是，法語里的盎格魯-撒克遜這個詞涵括了太多迥然不同的文化形態，而這些文化之間卻未必認為彼此是相容的。英國人和美國人多年以來就一直不認為他們同處一個廣義上的文化圈子，而英聯邦在1960-1970年代的逐步解體，也凸顯出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人與其不列顛祖國的特殊勾連。將目光放回21世紀就更是如此了，在法語里，盎格魯-撒克遜這個詞看起來並不適用於描述它原本希望去描述的那些人民和地域。
然而法國人對這個詞的使用，在最近幾十年裡卻經歷了一場爆炸式的增長。盎格魯-撒克遜這個詞無論作為名詞還是形容詞來使用，都從來沒有這么廣泛過。當代歷史學家們已經基於大數據對此進行了一些計算，其結果顯而易見：在最宏觀的層次上，我們可以使用谷歌的N-GramViewer來對這個詞在1800-2008年之間的用途做一個追蹤。結果表明，過去兩個世紀以來，這個詞的使用率呈現出持續增長的局面。此結論也受到其它一些來源的支持，包括Frantext法語語料庫，以及某些歸屬於法國國內的頂尖出版物，並可以進行文本搜索的資料庫(如《世界報》、《新觀察家》和《精神》)。
當然，這些資料庫沒包含非書面的來源，而法國國內最經常使用盎格魯-撒克遜這個詞的場所，是廣播或電視節目。那些編輯政策上更加嚴格的出版物，會盡量控制對這個詞的泛濫使用，而某些脫口秀主持人和評論員在聽到諸如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lecapitalisme anglo-saxon)或是盎格魯-撒克遜世界(le mondeanglo-saxon)這樣的說法時，也會盡量加以制止，但這些畢竟都是少數情況——不消多講，一個說英語，在法國工作的外國人，在某些情況下肯定會被人說他或者她講話聽起來確實像個盎格魯-撒克遜人。
那麼，法國人為什麼這么愛用盎格魯-撒克遜這個詞呢？為什麼在英語世界基本放棄使用這個詞以後，法國人還在接著用它？答案在於這個詞的復雜歷史。自19世紀中葉到現今這段時間，這個詞在其意義上發展出了一些具有法國特色的成分。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盎格魯-撒克遜一詞逐漸地與法國的國族認同緊密地聯系了在一起。簡而言之：當法國人談到盎格魯-撒克遜人，或者把這個詞當作形容詞來使用時，他們想真正談論的其實是他們自己。盎格魯-撒克遜是所謂法國性(Frenchness)的一面鏡子，它是法國的另一個自我(alter-ego)，也常常成為法國最為恐懼的敵手。
隨便掃視一下上面的谷歌N-Gram圖表，即可知道這個詞的命運是如何與現代法國國家建構過程中的一些關鍵時刻相聯系的。圖表中的四個高峰期分別是1860年代末至1870年代初、1900年左右、1920年代中期以及二戰以後——正好與法國的崩潰與轉型重合在一起。21世紀的法國人繼續使用這個詞，並掀起一股小高潮的。這或許表明法國人又處在了這樣的一種歷史時刻上——法國人正在掂量自己應該吸納盎格魯-撒克遜文化中的哪些成分，以及應該相應地抵制哪些成分。
話說回來，我們有必要回到19世紀中期來分析一下這個詞的起源，這樣有助於我們理解它是在什麼時候以及如何獲得現今所具備的這種意涵的。在1850年左右，法國人對這個詞的理解和使用，仍然沒怎麼超出它原先指代的中世紀早期那個含義。到了1860年代，拿破崙三世計劃將法蘭西帝國的版圖拓展到拉丁美洲，但未獲成功，此時盎格魯-撒克遜開始在法語中獲得一種新的含義。例如，在1857年的法文學術期刊《拉美種族研究》(Revuedes raceslatines)中就出現了將盎格魯-撒克遜主義(Anglo-Saxonism)與拉丁性(Latinity)這樣的說法並列的情形，藉此將法國置於一個遍布全球的拉丁世界的中心，這個所謂的拉丁世界的范圍從南美洲、加勒比海一直延伸到了馬德里和巴黎。顯然，這樣建構起來的世界藍圖基本忽略了英美的國際地位，而這兩個國家在接下來的年頭里即將在法語的盎格魯-撒克遜概念中取得核心位置。
隨著時間的流逝，法國帝國主義精英之外的群體也逐漸開始使用這個詞了。一個顯著的標志是1877年出版的埃米爾·里特(EmileLittre)主編的《法語詞典》(Dictionnaire de la languefrancaise)，其修訂版收入了這個詞，這體現了它的廣泛使用。在盎格魯撒克遜一詞歷史上的原意(即主要與中世紀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歷史與語言相關的那層含義)之外，里特的詞典還提到：當我們談及美國人和英國人歸屬的那個種族時，我們一般會統稱他們為『盎格魯-撒克遜人』。到了1870年代後期，盎格魯-撒克遜人已經發展為了一個內涵明確的概念，具有跨國性並包含族群-種族方面的刻板印象。
這個詞在1870年代後期的興起，很難說完全是偶然事件。那時法國剛在普法戰爭中戰敗，接著又受到巴黎公社的沖擊，這使得當時的法國人群起發掘自己的國魂。具有改良及自由主義傾向的精英在當時所採納的常見策略，就是向國外尋求思想理念來幫助法國復興。為此，英國順理成章地成了他們的第一站。與內外交困、深陷戰爭泥潭的法國相比，英國是一個處處旗開得勝的帝國主義強權，其影響力遍及全球，經濟力量在歐洲范圍內無人能敵。
這樣的英國觀——說遠一點就是盎格魯-撒克遜觀——在19世紀末法國國內頗為活躍的公共論辯中進一步得到了強化。1897年，學者埃德蒙·德莫林(EdmondDemolins)出了一本小冊子《盎格魯-撒克遜人取得霸權的根據何在？》(à quoi tient la superiorité desAnglo-Saxons？，英譯為Anglo-Saxon Superiority： To What It IsDue)，訴諸一堆聳人聽聞的數據、高度表面化的觀察，以及種族分類學理論來論證為什麼盎格魯-撒克遜人最適合於現代世界。這不僅是因為他們走在追求帝國霸權的路上——說得直白一點：這本小冊子的多個版本在其第一頁均附有一幅世界地圖，以凸顯盎格魯-撒克遜人在全球范圍內的巨大影響力——也是因為他們在促進經濟成長方面的高效。
透過糅合英美，炮製出一個在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雙重驅動下擴張的強勢神話
對德莫林來說，這種內在的追求資本主義的沖動，乃是源自於盎格魯-撒克遜人獨特的社會結構。其根源可追溯到歷史上盎格魯-撒克遜人對凱爾特人的征服與統治，並且在他們嚴密的家庭組織中得到了體現。其結果則是造就了一個異常適應經濟與社會現代性的族群團體。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獨特性並不在於其政治制度，而是植根於他們內在的心理和種族特性當中。這個論證大體上是在重新闡述一個長久以來飽受爭議的觀點，即訴諸歷史本質主義(historicalessentialism)的話語，把英國說成是一片個人主義的沃土。在此之外，德莫林對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學校體系也大加贊賞——雖然他只是到訪過幾個當時剛建立的新式私立學校而已，包括彼德萊斯中學和阿博茨霍爾姆學校(其英文名分別為Bedales與Abbotsholme，均為英國歷史悠久，教育質量上乘的私立學校，迄今也有不錯的名聲——譯者注)——認為他們的教育制度與教育理念同樣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德莫林眼裡，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教育體系，儼然集盎格魯-撒克遜這個種族的各種優秀品質於一身了。
德莫林的這本小冊子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被翻印了無數次，並且接連被譯成英語、德語、西班牙語、羅馬尼亞語、波蘭語和阿拉伯語。它在法國引起了強烈反響，當時的法國精英幾乎人手一本。哪怕是對於那些不同意該書結論的人而言，它至少對盎格魯-撒克遜人的霸權給出了一個頗有吸引力的解釋。又鑒於這本書印行的那一年正好碰上法紹達事件(FashodaIncident)——英法兩國在非洲為爭奪殖民地盤而公開發生對峙——但英國在談判中很輕易就迫使法國屈服了。
在此一成功之外，德莫林的一系列論述使得一種關於盎格魯-薩克遜的新觀念在法國國內逐漸成形。首先，英美兩國被愈發緊密地糅合在一起，而德國則慢慢地被開除出了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行列。盡管在19世紀中葉的歷史——那正是德莫林寫作這本書的時間段——德國的薩克森人(Saxon)與不列顛諸島相當有緣(背景：當時英國統治者的父系祖先跟德國淵源頗深——譯者注)，但書里分析德國人的時候，是專門單開一章的。事實上，該書的相當大一部分內容，都在逐一列舉盎格魯-撒克遜人與德國人在教育體系及公共生活方面的差別。
這種糅合英美的做法，不僅強化了人們眼中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獨特性，同時也充分地凸顯著這個群體的優越。它炮製出了一個在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雙重驅動下進行擴張的強勢神話。在這一方面，頗為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認為美國首次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活動，是1898年的美西戰爭，而這個點正好和德莫林出書的時間重合。19世紀的法國人向來對盎格魯-撒克遜人有一種愛恨交加的復雜情感，他們將這個概念作為一種便利的工具，藉此來探討法蘭西民族的種種緊張與不安，這樣的思維方式一直延續到了今天。
20世紀中，谷歌N-Gram圖表上的兩個最高點分別出現在1920年代和二戰以後。這一現象不難理解，因為這兩個點都是盎格魯-美利堅世界在法國國內成為大眾關注的熱門話題的時間點。在這一時期內，一些法國作家的文學想像進一步加強了德莫林的族群-種族分類學理論，兩者形成共鳴，將盎格魯-撒克遜人在法國文化中的地位推到了一個制高點：有贊賞其個體所擁有的特定品質的，有褒揚其追求全球霸權的成就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看上去幾乎無往不利。與此同時，由於全世界在1930-1940年代這段時間里陷入沖突狀態，帝國之間競爭的現實與地緣政治戰略，可謂是變本加厲地強化了這樣的感受：盎格魯-撒克遜人將會千秋萬代，霸業永固。
法國的文學作品在推動盎格魯-撒克遜概念成型上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自1870年代起，各種影響廣泛的經典文學作品，幾乎就沒停止過對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贊賞。著有《海底兩萬里》的儒勒·凡爾納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多次提出古樸剛毅(hardyruggedness)是盎格魯-撒克遜人獨有的美德。與此類似，小說家保羅·布爾熱(Paul Bourget)和喬治·貝爾納諾斯(GeorgesBernanos)則將盎格魯-撒克遜人描繪為一個極度自律、誠實且言談直率的群體。這種印象與一個具備帝國主義者氣質的人相當契合：在征途中，他不可避免地要面對各種怪病，要想辦法適應復雜的天氣和意料之外的挑戰。20世紀的頭十年是帝國主義擴張的高峰，法國精英想要找到使英國人得以在這個擴張游戲中勝出的根本原因。這種傾向又助長了以下的想像，即教養(upbringing)與教育的結合——當時的法國人還得不到這兩樣東西——乃是其中的奧秘所在。
盎格魯-撒克遜世界憑一己之力瓜分全球的企圖昭然若揭。
當法國認識到盎格魯-撒克遜人內在的危險性時，他們想要仿效的慾望更加強烈了。在一戰後的那些年頭里，右翼政治思想家查理·莫拉斯(CharlesMaurras)對盎格魯-撒克遜人統治全世界並將拉丁民族甩在身後的可能性深感憂慮。這種對於文明衰退和消逝的恐懼，很大程度上源於法國天主教的推波助瀾。一方面，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確在帝國主義爭戰中是一個巨大的威脅，另一方面，在保守派人士圈子裡，盎格魯-撒克遜人——特別是美國——代表著日益增長的個人主義與過度競爭的資本主義。兩次大戰間法國社會紐帶的撕裂狀態，令天主教思想家惴惴不安，這種情緒在大蕭條時期達到了高潮。在這種情況下，盎格魯-撒克遜這個概念順理成章地淪為了提出上述批評時的便利靶子。強調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自律、個人主義與職業倫理，同時便是在告誡法國人，提醒他們在吸取盎格魯-撒克遜精神時也要警惕其危害。
二戰結束後，法國人再一次頻繁地談及盎格魯-撒克遜人，這次小高潮相對來說是比較好解釋的。隨著1941年美國加入二戰，英國也開始傾全國之力來對抗法西斯主義。在1940年法國戰敗的屈辱局面下，盎格魯-撒克遜人看起來又一次走在了法國人的前頭。諾曼底登陸的符號性意義——盟軍正是從法國北部開始對西線的全面反攻的——以及戴高樂沒能參加1945年2月的雅爾塔會議這一事實，都不過是證實了法國人長期以來的確信：盎格魯-撒克遜世界想要和蘇聯合謀吃獨食，徑自瓜分掉這個世界。就此而言，1940年代中後期法國國內大量的論文與散文，都聚焦於新時期下的盎格魯-撒克遜威脅論，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這在谷歌的資料庫中體現為非常顯眼的一個高峰。與1860年代及1890年代後期類似，盎格魯-撒克遜這個概念的運用，再度與全球沖突交織在一起。
那麼，又如何解釋近來這個增長趨勢呢？自法蘭西帝國於1950至60年代漸次解體以來，法國就沒再參與過大規模的武裝沖突了，也沒跟英美軍隊交過手。進而，法國人所使用的盎格魯-撒克遜這一概念之下隱藏的種族主義意味，也愈發聲名狼藉。一直以來，這個說法作形容詞使用的最常見場合是短語盎格魯-撒克遜種族(larace anglo-saxonne)，但1970年代以後，此類用法逐漸成為禁忌。如今，我們在談到諸如英國人法國人這樣的國族群體(nationalgroups)，或諸如歐洲人南亞人這樣的地區性實體時，仍不會覺得有什麼問題，但一旦當我們像1910年代的莫拉斯那樣談起盎格魯-撒克遜人，斯拉夫人或是黃種人時，我們便多少會留個心眼了。
為什麼法國人還在繼續使用這個承載著爭議性內涵的詞？答案在於這個詞本身的內涵也是在變遷的。1970年代以來，其種族方面的內涵已經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更廣泛的社會、文化與經濟上的意義。其中比較突出的有兩方面：一來描述晚期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二來在圍繞多元文化而展開的爭論當中顯示出重要性。當然，它的內涵顯然也是處於爭議當中的。在某些時候它仍能喚起人們對於盎格魯-撒克遜一詞的更為古老的、半軍事化的內涵的想像，比如戴高樂在1960年代就曾經用它來描述盎格魯-美利堅在核能及核武器方面的合作，當今的歐洲人在磋商時也會使用這個詞來描述英國對歐盟的強硬態度。總體來看，這個概念如今主要還是在一種相當寬泛的意義上，用於表述法國和英語世界之間的各種不同點。
盎格魯-撒克遜一詞與晚期資本主義的聯系，則主要可以追溯到許多法文出版物那裡。1990年代初期以來，記者和編輯們逐漸開始將作形容詞使用的盎格魯-撒克遜與資本主義(capitalisme)及市場(marche)這兩個詞連起來用。以1978年為界，檢索持有左翼立場的月刊《世界外交論衡》(LeMondediplomatique)，可以發現如下的字樣：統治著盎格魯-撒克遜世界的貨幣主義短視傾向(1981年)；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所表現出來的追求全球霸權的努力(1982年)；以及盎格魯-撒克遜資本家模式是許多跨國公司的首選(1992年)。與這類提法相伴隨的還有對盎格魯-撒克遜自由主義的頻繁提及，它通常被視為是法國秉持的社會模式(socialmodel)的對立面。到1990年代後期，這種提法逐漸具有了警告的意味：論者常常提示要警惕盎格魯-撒克遜新自由主義的霸權，或是談到某種具有掠奪性的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這一點在1995年法國爆發的公共事業罷工潮中提及得尤為頻繁。一些文章也曾嚴厲批評法國政府的某些決策與『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同流合污……其可怕後果如今已大白於天下(1997年)。
法國對待其少數族群的態度被用來與一種腐蝕性的盎格魯-撒克遜多元文化主義作對比
突出盎格魯-撒克遜人與資本主義之間的聯姻的，不只有那些左派辦的雜志。2005年法國曾舉行全民公投，否決了歐盟新憲法，盎格魯-撒克遜這個詞因此又在公共辯論中熱絡起來。在公投之前，親近戴高樂主義的時任法國總統希拉克向選民作出保證，稱一個自由放任的方案，換句話說也就是一個讓歐洲被極端自由主義者牽著鼻子走的方案，那都是盎格魯-撒克遜人和大西洋主義者的取向……我們法國人不吃這一套。公投結束後不久，《世界報》就在頭版頭條發表評論，將對於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恐懼置於選舉的核心。如同評論所言：這次我們投出的反對一票究其本質而言……很大程度上可以用對於『盎格魯-撒克遜模式』的拒斥來解釋。在21世紀的頭一個十年裡，盎格魯-撒克遜一詞遠不只是個修辭手法，它已成為了一個政治斗爭的場所。在支持或者反對盎格魯-撒克遜道路這個問題上選邊站隊，實際上就等於在各種緊迫的、圍繞經濟發展而展開的倫理爭論中確認自己的立場。
另一個經常使用盎格魯-撒克遜這個概念的場合，是有關多元文化的討論。1980年代以來，法國的政治和知識精英開始對國內的少數族群推行更加強硬的融合與同化政策。這意味著復興法國的共和主義傳統，以及對法國的世俗主義傾向作出更強勢的詮釋，尤其是在與法國穆斯林社群的關繫上。這種做法並非萬全之策。少數族群對這一鼓勵他們更徹底融合進法國社會的新舉措，大多表示出相當程度的焦慮與不滿，而法國政府在此問題上的鐵腕手段——如對於伊斯蘭頭巾的禁令——也招致不少外界觀察家的批評。
所謂的法國融合模式與靈活的英美多元文化主義的沖突所導致的後果之一，便是盎格魯-撒克遜這個概念，在新近的相關爭論中又變成了輿論的寵兒。與之前將法國社會模式與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對立起來的思路類似，現在法國人又把自己對少數族群的態度，跟一種腐蝕性的盎格魯-撒克遜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對立了起來。後者據稱鼓吹個人主義，對社群之間的爭斗坐視不管，導致公民撤退回自己的族群或種族認同中。在整個1990年代到2000年代，公共知識分子與政客們異口同聲地對社會及文化差異管控上日益流行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大加撻伐，並屢屢強調法國的融合模式才是抵抗這一趨勢的不二法門。這種做法與二十世紀初法國知識分子的擔憂有異曲同工之處，當時的那些知識分子們也認為：法國的文明在盎格魯-撒克遜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面前正面臨著嚴重的威脅；而新一代的知識分子群體則擔心蔓延無度的盎格魯-撒克遜多元文化主義可能會撕裂他們的社會。
法國人對盎格魯-撒克遜這個詞的使用未見減少。谷歌的N-Gram圖表結束於2008年，在其結尾處呈現出觸底反彈的趨勢，那正是發生全球金融危機的一年。自那時以來，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抨擊和責難。與此同時，伊斯蘭恐怖主義在歐洲的活動也迫使人們將融合、移民與安全問題放到議程的優先位置。在最近的法國總統大選中，極右派政黨國民陣線(FrontNational)聲稱2016年是盎格魯-撒克遜世界覺醒的一年——這是指特朗普的當選和英國退歐——而伊曼努爾·馬克龍在法國媒體的眼中則成了盎格魯-撒克遜模式的代言人(其當選是福是禍，則取決於評論家本人的政治態度)。
在這些沒完沒了的爭論當中，眼下的現實究竟是什麼樣子，很大程度上已經變得無關緊要。英國和美國在幾乎所有地方都有非常大的差異，但這不要緊，更別提其它一些國家也經常被扣上盎格魯-撒克遜這個帽子了。所謂的盎格魯-撒克遜與法國的模式之爭，甚少能真正反映復雜的社會現實，但這也無所謂。重要的是，盎格魯-撒克遜這個概念在法國具有一種特殊的地位，它是一面鏡子，是一種迴音，也是一個象徵。
研究民族主義的學生和學者對此應當是很熟悉的。文化刻板印象是一種強有力的工具，其潛力常被低估——我們透過它來建構自己周圍的世界。當英國人隨口談起大陸或美國人論及歐洲的時候，他們跟使用盎格魯-撒克遜的法國人其實差不多。有時，英語國家的人也會愚蠢地使用諸如盎格魯-美利堅或是大西洋的(Atlantic)這類詞來談論某種觀念或思維方式，落入法國人曾經掉進過的那些陷阱。
話說回來，假如英國人和美國人仍打算繼續經營那個共同的盎格魯-撒克遜神話，他們也不會做得像法國人那麼狂熱。今天的法國知識分子、時事評論員、中層管理人員、學者以及工人們使用這些詞彙的方式，跟19世紀後期的同胞們並無二致。時光在流逝，並沒有多少人知道這些詞在起源上的種族主義色彩，不過這沒法改變盎格魯-撒克遜一詞在法國社會中始終陰魂不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