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抽水機在什麼市場買

1. 怎樣開好一個汽車美容洗車店

開業前准備的工作：

1、 市場定位。為什麼把市場定位放在第一位呢？開店前做得最多的事情，應該是市場調查，調查所在地其他同行的日常經營情況，經營檔次和客流量還有經營項目是主要了解的內容。

只有在充分了解了對手的情況後，才能更好的制定出自己的經營路線取長補短。是做大排檔還是專業店這很關鍵，關乎到日後的可持續發展和新業務的拓展。

2、 店鋪准備。關鍵在於尋找有足夠大內室空間的店面（最好在200平方以上,低於200平方則不利於日後的發展），因為室內洗車將是未來美容業的趨勢，室內洗車必然會淘汰露天洗車的。除了面積要夠大，還要注意幾點：租金要合理，太貴的話劃不來。

准備：

1、手續：在小地方，基本有營業執照就可以。

2、設備：洗車機、空壓機、高泡機、吸塵器、甩干機、拋光機、氣槍，這些是必備的。打蠟機、封釉機、桑拿機，這些是選配，個人認為沒有必要。

費用總共7000到30000，自己根據承受能力來定。

2. 構建和諧社會最直接的障礙什麼

關鍵是政治制度 首先不能一黨專制

李昌平：中國農民怎能不窮?
近段時期，我主要是在雲南、貴州等地的國家級貧困縣走動。走了一些窮地方，發現貧困的原因並不那樣簡單：貧困就是因為農民素質低、沒文化、愚昧、自然環境條件差，等等。我們把貧困的原因歸結到窮人本身，好象貧困與政府、制度、主流人群沒有多大關系。不是的！在很大的程度上，貧困源於沒有權利，源於主流社會設計的不合理制度。 我先從一個故事開始。我到了貴州畢節地區的一個鄉，全鄉有14000人，有錫礦、鉛礦、煤礦，每天從這個鄉運出去的礦值約40萬元。開礦的是浙江、四川、雲南的"大老闆"，他們每年給鄉政府提供的稅收不足50萬元，但來來往往的運礦車輛，每年損壞路面用以維修的資金不少於150萬元。礦開了，資源沒有了、環境破壞了，並且礦是有毒的，礦工沒有任何勞動保護，每個勞工在礦里只能工作三個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時間長了有生命危險。這樣的勞動，每個礦工的工資不到300元/月。如果你到礦上看到那些礦工，你的第一感覺是礦工和牲口沒多大的差別。不生活在那樣的環境中的人是很難理解"寧可累死，不可餓死"的現實選擇的。 說那個地方窮，每天卻有那麼多財富源源不斷的運出來。我算了一下，那個地方的人均GDP超過了10000元，但他們的人均純收入不到700元。這是什麼GDP？我取了一個名，叫垃圾GDP。發展不是硬道理嗎？開發了資源，資本家得到了財富，當地的人民分享了發展的什麼呢？不僅沒有收益，而且還受害，房屋倒塌了，儲藏紅薯的地窖掉下去幾十米，還有水庫的水漏掉了，等等…… 第二個故事：我去雲南的一個貧困縣，那些原始森林是九十年代以來砍伐的，砍樹的時候沒有任何補償，因為主流社會的人說森林是國家的，砍伐森林自然不關當地人的事了。沒有砍伐森林的時候，當地人主要以守獵為生，輔以簡單的農作，生活還是比較舒坦的。樹砍了之後，當地人不得不從守獵生活轉向農耕生活，千辛萬苦地造了梯田。最近幾年，主流社會要保護環境，防止水土流失，政府強制當地人退耕還林。森林砍了，沒有補償；辛辛苦苦開的梯田，一個文件下來，說補給你每年三百斤糧食，給5--8年就了事，5---8年以後的日子怎麼過啊？我身臨其境的時候，無比的羞愧，為我們主流社會的人滿口的仁義道德羞愧。很多人講保護動物的時候表現的無比善良和慈悲，而面對弱勢的同胞卻是如此的不道義！ 當我走進貧困的深處面對貧困的時候，我實在沒有理由指責在貧困中掙扎的人們，他們沒有錯！我經過長時間的思考，對貧困有了新的認識。
一， 制度與貧困 至少有十幾種主要的限制窮人權利、導致貧困的不合理制度，需要我們重新檢討：
第一，產權制度。 上面的兩個故事都與產權制度有關。國家一句話：礦產資源屬於國有，這就割斷了資源所在地人民與資源的聯系。國有是誰有呢？誰有權審批礦產資源開發，誰就代表國家了。什麼人有權開發國家的礦產資源呢？制度規定只有資本家。當地人是國民，我們在制度中找不到國民的位置。有人會說，國民分享稅收啊！誰代表國家征稅呢？當然是幾個人的事。1噸煤35元--50元的稅收，可是一車裝10噸卻只算5噸，白天運10車計稅，晚上100車不計稅；就是征了稅，當地的老百姓又如何實現分享稅收收益的權利呢？ 如果說森林、礦產資源是國家的，窮人分享不到收益也就罷了，但本來是窮人的財產，"國家"也要佔有。 比如說，農民集資辦起了電，產權屬於誰？屬於國家的電力總公司；農民集資修了學校，產權屬於誰？屬於代表國家的教育部門；農民集資辦的廠，產權也屬於國家；農民集資辦起了電話，產權屬於國家信息產業部；農民集資辦的公路、橋梁、水利設施等等，產權都不屬於農民。既然是農民集資辦起來的，為什麼農民沒有產權收益呢？如果把農民投資的電力、交通、能源、通訊等等基礎設施，都讓農民分享產權和收益，農民也不至於這么苦、這么窮。誰剝奪了窮人的產權？！ 不僅如此，上個世紀80年代後期，國家鼓勵農民辦糧食加工廠，一個加工廠要投資幾十萬、幾百萬。到了90年代，國家一個文件下來，不允許農民經營糧食了，農民損失慘重！國家不承擔任何責任；八十年代政府鼓勵農民販豬、宰豬，九十年代，要"定點屠宰"，農民辦起來的生豬"一條龍"全垮了，誰也不賠啊；八十年代後期，允許農民經營種子、農葯、化肥，九十年代，供銷社重新專營，把農民害的可苦了。農民由此所負的債是一代人、兩代人都還不清的。城裡的企業破產了就破產了，農民的企業被逼得破產了，錢還是要還的。農民怎麼不窮啊！
第二，財政制度。農村電、電話是農民自己集資建起來的，城裡電、電話是國家投資的，城裡人用的電和電話比鄉村便宜；農村的學校是農民自己集資建的，農村老師的工資是農民自己開的。城市裡的學校是國家建的，城市裡老師的工資是國家財政開的；城市裡的公路是國家修的，一公里就是好幾百萬甚至千萬，農村裡的公路主要是農民自己修的，農民修了公路，國家去收費，路壞了之後又要農民自己修。農村幾乎所有的基礎設施建設都是農民自己集資的，當然國家也有財政支持，但那是杯水車薪。都是中國的公民，在佔有財政資源方面，標準是不一樣的。劍川縣黑桃樹鄉大滿山紅的那個村子，農民自己集資來辦電，一根電桿，從山下運到山上去，要用四十個人抬兩天，中途回不了家，還得在半山腰過一夜。城裡的人什麼時候這樣自力更生過啊！
第三，社會保障制度。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是不覆蓋農民的。這個極大的不平等說也是白說，不說也就罷了。可是，主流社會的人卻破壞農民自己的保障制度。去年3月1日生效的《土地承包法》，規定土地承包30年、50年不變。假設我今年有十五、六歲，過五、六年，要娶妻、生子，我這一家人一分地也沒有，政府也不給我任何的補償，社會保障制度也不包含我，我怎麼生存啊！生在農村，是一個農民，就應該天然的有擁有土地的權力，誰有權力剝奪人生存的權利？！每一部法律都不能違背《憲法》，《憲法》要保障人權，農民最基本的權利就是擁有土地，擁有生存的權利。站在城裡人的視角，《土地承包法》這是一部很好的法律，固化土地承包關系可以生產出更多、更廉價的農產品，供給城裡人消費。我們有沒有考慮到、那些生活在貧困地區的農民、一旦失去土地，他們怎麼生活？我們為這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什麼樣的社會保障呢？
第四，金融制度。中國的銀行叫中國人民銀行，商業銀行叫國有商業銀行。城裡人可以用身份證貸款買房，鄉下人不可以；城裡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貸款，農民的房子也是房子，為什麼不能用他們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貸款呢？農民也是國民，為什麼國家的銀行不承認呢？農民的財富也是國民財富的一部分，也是人民幣的基礎，為什麼中國的銀行不承認呢？如果我們農民的身份、農民的山、農民的地、農民的房，也能在銀行里抵押，那農村也不缺投資，農民也有錢發展。現在，農民貸款生產農產品供城市人享用，貸款也是那麼、那麼的難，利息還高於城裡幾倍。外國銀行不下鄉，中國的銀行也進了城，國家又不允許鄉村民間金融存在，難道農村指望太空人提供金融服務不成！
第五，稅收制度。農民的人均收入是（每年）2000多塊錢，不是可支配收入，這些收入中還含著種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糧食。國家按農戶農產品產量的8。4％來收取農業稅，但如果把農民自己消費和投入生產的這一塊除開，那肯定是20％多或更高的稅率了。再如果把糧食加工流通環節的稅率考慮進去，農業的稅率可能就在30％以上了。一個農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幾百塊錢，要交稅；城裡人一個月有幾百塊錢的社會保障。城裡人做生意虧本，可以不做；農民種地虧本，可不可以不種？不種（的話）可不可以不納稅？不可以，不種地照樣納稅。農業是最弱質的產業，農民是最弱勢的群體，卻面對最不優惠的稅收政策。農民怎麼不貧困呢？
第六，資源的配置制度。就說說扶貧的資源配置制度吧。國家的扶貧資源是屬於窮人的錢，這個資源是由誰來配置的？是幹部來配置的。誰跑步"錢"進、誰跑的勤就給誰。跑到扶貧資源是要付成本的，資源通過一級一級的下撥是要雁過拔毛的。這些資源到了項目點、到了社區該怎麼使用，還是沒有窮人的發言權，還是國家幹部說了算。不少貧困地區搞工程招標，誰主持，是幹部，誰有權參加投標，極少數有錢的人，窮人在哪裡呢？佔99％的窮人被排斥在外了。 我們在貴州大山裡扶貧，不到1萬塊錢可以修1公里5米寬的山路，而政府去做扶貧，修1公里同樣的路要8-10萬塊錢。那我們怎麼配置資源呢？到村裡去跟老百姓談，群眾說要修路，我們問怎麼修，他們說只要樂施會提供炸葯、鐵錘、碎石機、碾壓機、技術員就可以了，勞動力由他們自己組織。這樣1公里路3000---8000元錢就夠了。錢給他們，我們來做協作者，跟村民一起買炸葯、機器，鐵錘，風里來、雨里去，兩年裡6萬多塊錢修了26公里路。26公里路要是政府修，至少要200多萬。 如果法律制度來配置扶貧資源，肯定會比幹部權力配置更有效力；如果資源到了社區，由老百姓主導資源的使用，就可以用很少的錢辦很大的事，因為中國農村有的是過剩的勞動力。 有權力的人相信權力配置資源，有錢的人相信市場配置資源。其實，在解決貧困的問題上，權力配置資源不是最有效的，這個好理解；市場配置扶貧資源解決貧困問題也不是最有效的，這點很多人還沒有認識。中國農村每天有3億的勞動力在家裡打麻將，中國農村每天有大量的事情沒人干，過剩的勞動力市場配置不起來。中國解決農村貧困的最大資源是農村勞動力，配置農村勞動力最有效的辦法就是靠農民自己的組織。只有民間組織把勞動力資源配置起來與其他資源相結合，資源的利用效率才能最大化。 我們這個國家，權力和市場配置財政資源，配置的結果，是絕大部分配置給了強勢階層。醫療資源80％都在縣以上；教育資源主要是配置在清華、北大這樣的學校里；基礎設施建設主要配置在城市裡。在不少地方，扶貧資源和公共資源配置成了權力和權力、權力和資本的交易游戲。
第七，教育制度，醫療制度。這兩個制度差不多，只說教育。人們似乎公認："教育改變命運"。中西部的教育能改變中西部人民的命運嗎？我看不能，反而使他們越來越苦難。我在我的《扶貧日記》里寫過一個高中生，他的父母親為了培養他這個高中生，借了一身的債，他高中畢業到城裡打工，每月的工資400元，要用十幾年的時間打工來還債。他說只要還清債攢夠2000元錢，他就准備回到他的那個小山村去結婚，再不來打工了。那時候他大概有40歲了，不回山裡城裡人也不會要他打工了。現在的農村教育是什麼？貧窮的父母親，負了一身的債，支付了巨額的教育成本，好不容易培養一個高中生。高中生給了父母什麼回報？沒有！他把20--40歲黃金的時間給了城裡，他得到了什麼？沒有！到了40歲，快要老了、城市和發達地區不要他了，把養老的包袱又甩給了中西部，甩給了窮人。教育是不是抽水機？教育不斷的把中西部的資源向發達地區抽，不斷的把窮人的資源往富人抽啊！ 我讀小學時，幾毛或一塊錢讀一年；初中時，一年兩塊錢；高中時，三塊五塊讀一年；大學時，國家一個月補貼20多塊錢，35斤糧票。現在我的孩子讀書呢？小學100多，中學1000多，中考把錄取分數線提得高高的，缺一分100元、幾百元不等。現在我們讀大學，國家給一點錢甚至不給，更多的是學校收錢。我計算了一下，從85年到目前為止，農產品的價格漲了不到7倍。以稻穀為例，85年的價格0.095元，今年可能高些，漲到了0.6-0.7元，以前是0.4-0.5元。算漲了7倍，相當於農民的收入（在價格上）長了7倍。但現在農民教育支出漲了幾百倍甚至幾千倍，你說農民怎麼不窮！農民能夠賣的一點錢，就被我們的教育吸得一干二凈，農民是要負債來培養自己的孩子，並且是給發達地方培養人才--就象北大、清華給美國人培養人才一樣。 醫療制度和教育制度一個樣，有過之而無不及！不贅述了。
第八，就業制度。 很長時期，政府談就業、失業問題，只談城裡人，農民不在這個話語里。直到今天，勞動法能保護的還是城裡的職工，失業保障與農民工沒有關系。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依然還存在嚴重的就業歧視。 更為嚴重的是在財政稅收資源解決就業問題時，農民依然是極少考慮的，常說的再就業工程根本與農民無關。 國家的金融資源也偏向解決城市居民和國有企業職工的就業，每年有數百億的貸款給了國有企業；證券市場也有更多的資源被輸入國有企業。重要的職能就是保障就業。 誰給了農民這樣的政策資源呢？ 解決農民的就業是不是沒有辦法呢？不是的。國家有很多的機會可以為農民提供就業。例如，1998年大洪水後，國家拿出數百億元治理大江大河，長江大堤每方土12元，這樣的好事給了大資本家做了，大資本家轉包給農村的拖拉機施工，每方土3。6元承包出去，一方土坐地凈賺8元多。如果是從農民就業的角度去考慮，幾百億可以解決多少農民就業，增加農民數百億收入。再如，農村還有很多的水利工程待建，有的是要恢復原有功能。假如國家一時拿不出錢來，可不可以讓農民先幹上，發給農民勞動工積累券，農民可以憑券購買教育、醫療等服務或抵押給銀行獲得貸款。 主流社會，面對農民就業難的時候，總是指責農民文化水平低，素質差，不適應城市社會，不適應市場經濟等等，全是歧視性的語言。根本的問題是我們沒有把農民的就業問題當成是"國民的基本權利"，沒有把創造農民就業崗位當成政府的基本職責。 中國的農村什麼最多，勞動力最多。每天有幾億農民沒有活干，能掙錢的活專給有錢的人干，你說農民能不窮嗎？
第九，工資制度 工資制度是一個最大的抽水機。城裡人的工資裡麵包含有結婚、生兒育女、孝敬父母的部分，還有再教育和養老部分。農民工的工資呢？它包含這些嗎？不包含。農民工一個月就500元錢左右，他們不可能完成勞動力再生產、承擔不了贍養老人的義務，自己養老的問題也無法解決。一個社會勞動力再生產不能完成，那比馬克思筆下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更加殘酷。 根據陸學藝、郭書田等先生的計算，平均每個農民工在城裡創造的價值是25000元，但每個農民工得到的平均工資只有6000--8000元（這是高估了）。城市和發達地區每年從農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餘價值。如果進城1億農民，農民工每年被剝奪的就有1。6萬多億。 工資制度對農民工嚴重的不人道，會導致一系列嚴重的後果。 據統計，全國現在有千萬以上的娶不上媳婦的農民和農民工。鄉下的女孩子都嫁到城裡去了，她們不願意在鄉下找一個養不起孩子和老人的老公，有的女孩子做二奶也不願嫁給"足馬"為妻。社會學家樊平呼籲，農村"美女"的流失將導致農村社會"荒漠化"！我們追求的城市化難道要以農村社會"荒漠化"為代價的嗎？這樣一定會遭到報應的！
第十，土地制度 土地制度可能是第二大抽水機了。憲法規定，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產權再明晰不過了。但農民的土地不能自主的進入市場交易，只能先給國家徵用，再由國家出賣。國家徵用1畝地幾千、幾萬不等，轉手就賣幾萬、幾十萬、幾百萬不等；農民自己在自己的地里蓋廠子可不可以？不可以，還得先給國家徵用了再買回來；農民在自己的地里挖魚塘可以嗎？不可以，要挖也得出錢給國家。國家啊國家！農民占國家的70％，怎麼就不代表國家呢？據統計"國家"每年從農民的土地上拿走數百億甚至更多的錢。 這還不夠，國家2003年3月1號出台了《土地承包法》。這部法律規定土地的承包期30--50年不變。越是佔地多的越有能力進城，很多進城的人當"地主"收租；越是佔地少的越沒有能力進城，只能給"地主"種地。貴州省的土地是80年代初期分到戶的，後來一直沒有調整過，20多年過去了，土地佔用嚴重的不平衡，很多沒有土地的人租種進了城的人（有些成為國家幹部了）土地，一年交300斤的租子，此外還要交農業稅。這樣的農民怎麼不窮啊！ 土地是集體所有，人不在集體里了，自然就應該將土地交還集體；集體所有，但集體卻沒有收回、分配、甚至調整土地的權利，眼看著集體的成員被"新地主"剝削、受窮而束手無策！這正在孕育著革命啊！
第十一，幹部制度 農民是沒有權力當幹部的，考公務員農民是不可以考的。但我說的是另外一個問題--幹部制度也是一個抽水機。幹部是上面提拔的，要當幹部就只有找上面。想當幹部就要跑步"錢"進，不跑步"錢"進想提拔，難！所以每年用於跑官的錢不是個小數目。這些錢從哪裡來呢？當然是"灰款"。幹部提拔了，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怎麼辦？有權不用，過期作廢，趕緊用權力從老百姓身上尋回來。提拔的幹部越多、幹部換的越勤，老百姓的負擔就越重。如果幹部選拔權在人民，公布幹部的權力在人民代表大會，當官就要給老百姓送禮了--勤勤懇懇為人民服務，要是這樣就好了。 現在也搞民主，幹部也要選，誰提名呢？上面提名。誰想當幹部，還是要給上面送禮才行。現在的民主還是上面的要"民舉"，就是借下面的手把上面要的人"舉"上去，和原來的效果是一樣的，只是更加勞民傷財了；其實，老百姓要的是下面的民主，是要把那些不為民服務的人選下來的民主，這些人不選下來，好人怎麼選得上去呢？好人選不上去，農民怎麼不窮呢？
第十二，法律制度 改革開放以來，立了很多法，法律制度也是抽水機。現在是依法治國，可是，來北京上訪的人越來越多了，一年比一年多。這說明什麼？法不管用。那"法"為什麼不管用呢？。一個農民一年可支配的收入就是幾百塊錢，怎麼打得起官司？怎麼請得起律師和法官？窮人是用不起法律這個奢侈品的。當窮人用不起法律的時候，法就是富人或有權人用來欺負窮人的工具了。不打官司又沒有其他方式救助，一般的情況就只有忍氣吞聲；實在是忍無可忍了，窮人才進紫京城。 很多人是相信法律的，但打官司打得傾家盪產，沒有足夠的錢，結果有理也打不贏官司。很多人因此走極端，由維權者變成一個違法者，冤上加冤啊！有些人嘲笑相信包青天的農民和"私了"的"法盲"。假如你是窮人，你就明白是怎麼回事。依法治國叫了很多年了，但犯法的農民越來越多了。一個農民從四川跑到北京打工，兜里只有500塊錢，到了北京把車費一除，只剩下200塊錢了。辦暫住證、又要健康證，還要辦什麼證……需要很多錢，也不知道在那裡辦，為了生存只有不辦了；要是不辦，就是違法；不是違法，是不得不違法啊！窮人是逼得為了降低生存成本而不得不違法，真是冤枉啊！ 作為基層組織和基層政府，不違法也是不能生存的，因為財政只給了60％的預算，還有40％要靠創收。以派出所所長為例，他的職責是懲治犯人的，保衛人民，就得給錢他履行義務，但實際是政府財政只給人頭經費的60％，沒有辦案經費，此外，公安局不僅沒有錢給派出所，派出所還得每年給公安局交8萬元錢。派出所從哪裡搞錢，當然是用自己的權力找老百姓搞錢，這不就成了一個違法者嗎？這就是"靠違法養所謂的執法"。派出所是這樣，基層的法庭也是吃了原告被告，基層的部門基本都是這樣。 誰願意從一個派出所所長變成一個流氓，但現在是不得不變成一個流氓。如果不變成流氓，所長就當不成了。所以，執法的也冤枉！ 我曾經總結說，中國鄉村有兩個發展的趨勢，要引起警惕：底層的民眾不得不違法來降低自己的生存成本的趨勢也越來越明顯，基層的政府和基層的組織，以違法來養執法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有的人說中國的法制越來越完備了，中國社會越來越接近法制社會了，我相信一半。因為為少部分人服務的法制是越來越完備了，少數人的"法治"越來越被這個社會"默許"了。這個社會的多數人（特別是窮人），要想依法維護自己的權利，是越來越難以支付成本了。
第十三，科技推廣制度 科技推廣制度也是一個抽水機。農村急需要科技服務，這是毫無疑問的。農業大學的學生，讀了四年大學，幾年的碩士、博士，到農村當技術員，會去嗎？當然不去！因為農村小農經濟沒有可能支付高價讀大學後所需要的回報。市場配置技術，結果就是有農業技術的大學生遠離農民、遠離小農經濟、農村的技術人員越來越少。技術是不是絕對的不下鄉呢？不是的，比如雜交種子下鄉了，技術為了追求高額回報以一種物化的特殊壟斷方式下了鄉，農民不得不付出使用"技術"的高額代價。所以，靠市場配置技術的結果是兩個，一是技術人才遠離農村；二是農民使用技術必須付出高成本。 歷次鄉鎮機構改革，工商要加強、稅務要加強、財政要加強、土地要加強，凡是找農民收錢的部門都要加強。凡是農民需要的技術服務部門，比方說，農業技術推廣站、漁業技術推廣站、林業技術推廣站……統統轉制，統統推向市場自謀生路，這樣改革的結果就是農業科技推廣體系"網破、人走、技黃"，農民獲得廉價的技術服務的權利被剝奪，為技術獲得壟斷收益創造了可能，這樣改革的結果只會導致貧困的農民更加貧困。 既然市場可以把技術配置好，那麼幹嘛還要送科技下鄉呢？既然市場配置技術對落後的農村有害，幹嘛把農業推廣技術的部門推向市場呢？改革以來，有一條規律：我們的制度設計總是"打著減輕農民負擔的旗幟"讓農民越來越失利，總是讓強勢階層越來越有利，科技推廣制度只是一個縮影。
第十四，市場主體制度 很多人都認為，農村最早改革開放，分田單幹了，農民肯定是市場的主體，肯定有市場主體的資格。其實不是這樣的，今天的農民還沒有獲得完全的市場主體的地位。 農民休耕，不僅要照常交稅，還要受到罰款。這就等於用一種強制力逼農民用低償或無償的勞動力與土地結合，生產大量的廉價的農產品，來保證城市人的要求。農民有市場主體的地位嗎？顯然沒有完全的市場主體資格，而我們那些主流經濟學家和政府的官員動不動就要求將農民統統"推向市場"。一方面不給農民市場主題資格，另一方面要把農民推向市場。這是個什麼道理？很清楚，強制2.3億個農戶生產，生產了，再把他們推向市場，形成無序的過渡的競爭，農民能夠得到社會平均利潤嗎？農業本身回報就很低，農民怎麼不窮啊！ 千家萬戶的小農戶，只有組織起來才能應對大資本的剝奪，才能增強市場主體性。但是，中國允許成立商會，還有很多很多的會，唯獨農民要成立自己的組織卻是難上難。市場經濟條件下本來就處於不利的小農，怎麼可能不窮啊！ 農民辦的合法的企業，政府文件一下來，要農民的企業停就得停，巨大損失政府不管，這也是不給農民平等市場主體地位的一種表現，這樣農民怎麼不窮呢？
第十五，戶籍制度。 戶籍制度也是一個抽水機。城市戶口相對於農村戶口是很值錢的，我讀小學時就知道城市戶口的人的優越和高貴，城鎮戶口的同學吃的、穿的、住的、玩的都和我們農家子弟不一樣。我當時好羨慕有城市戶口的人。85年，我當鄉書記了，很多農民找我解決戶口，戶口要糧食、公安、民政等好幾個部門聯合辦公，最後分管的縣長簽字才能解決，解決一個戶口除了要花很多錢外，還要花好多的時間和精力。到了90年代初期，縣城的戶口每年出售100個、200個、500個不等，每個20000元、30000元不等。一些農民，借債也給自己的孩子買戶口，買高價戶口還要開"後門"，那時也有好多人求我走後門，有的人真是哭著求我幫忙。再到後來，全國都賣戶口了，有的城市一個戶口賣十幾萬甚至更高，現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戶口，依然還要出高價，我在北京工作好幾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因為買不起戶口。戶口這個東西，吸走了多少農村的財富，罪該萬死！
第十六，招標制度 現在，農村做一點公共設施都要招標了，似乎這就是公平的制度。也許招標制度在國際上或發達地方確實好，但在不發達的農村就不怎麼好，是一個歧視的制度，是加重農民負擔的制度，必須改進。在一個不發達的地方，市場不能形成充分的競爭，在這樣的情況下，招標就是幾個幹部和幾個他們招來的"哥門"之間的公開的、合法的"灰色交易"。在招標的游戲中，既沒有充分的市場競爭，又沒有民主監督，99％的人被排斥在外，這樣的招標只能是權錢的合謀。本來可以10萬干好的事情，預算打到50萬，權力和資本分肥；本來可以讓農民的組織組織農民干或以工代賑，最後也來一個什麼依法辦事--招標，實際上是權力和資本排斥窮人。現在，國家投入農村的"六小建設"資金的使用，和80年代比較，一元錢只能做一毛錢的事；國家最近幾年的扶貧資源越來越多，但脫貧的人數越來越少，有一個貧困省的政策研究的領導跟我說，不及原來的十分之一的效果了。對於扶貧資源使用的效力越來越低的問題應該引起反思了。
第十七，監督制度 現在，越來越多的食品越來越讓人不放心，越來越多的葯品越來越讓人不放心，越來越多的彩票越來越讓人不放心，越來越多的股票越來越讓人不放心，越來越多的保險越來越讓人不放心，越來越多的銀行越來越讓人不放心……越來越多的監督部門越來越讓人不放心。面對越來越多的不放心，如何解決呢？越來越多的人開的處方依然是--加強監管。 西安寶馬假彩票案出現了，大家說主要是缺乏監督，公證部門不是監督部門嗎？彩票管理中心不是監督部門嗎？消費者協會不是監督部門嗎？很多人又說了--現在的問題是誰來監督監督部門，需要在監督部門之上再安排監督部門。人民銀行是監督銀行的，現在又搞一個銀監會，那我要問，假如銀監會腐敗了，那是不是再搞一個"強監銀會"呢？ 我要申明，我不是反對監督，當然要監督。但有兩點要搞清楚：一